在2012这个政治年，由“薄熙来事件”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多维此前曾分析，这场论战表明，当开始落实市场经济、经济高速增长、富强目标全面兑现的时刻，中国在下一阶段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而在中共党内，也被认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任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被党内的支持意见认为是解决这一现状的理论基础。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科学发展观已经进入中共党章，成为指导思想，但是如何科学发展在很多中国民众乃至干部的心中仍然流于高屋建瓴的理论概念，被认为不接地气。胡锦涛也在被认为是为十八大报告定调的“723讲话”中坦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发展没有真正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道路理论核心
对此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未能切实落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社会尚面临左、中、右三条道路的选择。思想上的举棋不定决定了措施上的难以贯彻。而这三条道路，被中共的智囊简化概括为“三条道路之争”。事实上这所谓的“三条道路”概念是在“六四”之后，面对民间主张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右的“自由化”思潮仍未未绝迹，但另一股怀疑改革开放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从而有可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思想倾向又迅速兴起的情况下，从邓小平“警惕右、防止左”的概念中衍生出来的。胡锦涛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就曾指出，中共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科学发展观，恰恰就是这条道路的理论核心。
这里所谓 “封闭僵化的老路”，被认为就是回到1978年之前，走充满毛氏色彩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今天不少左派学者所支持的，在官方定义中这称之为“左”；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指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近似于1991年前苏联所选择的道路，这被称之为“右”；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从邓小平主政以来的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旗帜，因此也称之为“正路”。这条路被一些学者简单概括为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决不容许动摇”等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进行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经济改革。
事实上，这种将“三条道路”笼统定义为中共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左、中、右”三派的概括并不科学和严谨，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普通民众对此的理解。也正是因为这样，自1978年以后，在很多影响中国进程的重大事件中，除了中国官方的正式态度外，民间“宪政派”和体制内外新老左派也不断表态，都是试图在这些事件中争抢话语权，掌握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思想舵轮。
左右皆不能成势头
政治观察人士表示，今天的中国，左右两派的思想都不能科学的指引中国的前进道路。在右派而言，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以及国内民族情绪让他们难以自辩，《零八宪章》中“民主大拼盘”式的自我阐述也让民众产生反感，感觉是“书生论道”、言不由衷。而2009年吴邦国更是对外公开宣称，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这也让右派再难掀起大的波澜。
而“薄熙来事件”之前势头窜升的左派力量，则把希望寄托到重回毛时代，大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认为这就是当代社会问题的终极出路。这也就是为什么重庆唱红之后，各种左派能放下纷争，一起到山城朝圣的原因。直到今天，重庆模式已经彻底翻盘，但仍然有人坚持其所谓正确的一面，呼吁要允许“地方试错”，唯恐中国失去了进步的机会。更有一些左派人士借重庆的“民生工程”为薄鸣冤，他们认为，只要看看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前蜿蜒的人龙，就知道中国左派的力量，这也是今天社会上各种左派活动越来越频繁的“基本盘”。只可惜薄熙来一朝落马，左派也做了鸟兽散。中共高层近期对于“文革”的表态更是表明了左派回潮在中国政治中将没有空间。也更加直观的反映出了中共对“邪”、和“旧”两条道路的摒弃。最终胡锦涛试图用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指明方向，但也认识到了左右回潮对这条道路的干扰。因此借力打力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别“当头棒喝”左右两派，朔本清源，让其收敛。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共十八大后，当科学发展观正式上升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时，在中共党内达成共识时，在形成了“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时，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中共将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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