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博“逢场作戏”批评胡锦涛、李源潮等用人僵化保守，不知道吸纳党外势力。戏博主把希望寄托到新君习近平身上，给习近平开出了和江泽民当年一样的药方：党票收买。希望习近平能吸取胡锦涛、李源潮等人教训，透过“利益均沾”方式，把反对派拉到体制内共享盛宴，以此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党国统治。戏博将这种“党票收买”模式命名为“礼贤下士”，寄望习近平能予贯彻落实。
我不赞同戏博的这个看法。
共产党是需要有反对派的，连毛泽东自己都说过，要允许党外有党。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又有独裁、自大的政治基因和并不完全光荣的历史。如果没有反对派的督促帮助，没自反对派的舆论压力，没有反对派合理建议，单靠这个党自发的改良愿望或改革意识，在党内利益集团日益坐大并全面掌权的今天，改革的愿望恐怕很难实现。
有反对派存在是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必然，允许反对派存在并表达不同意见是执政党包容自信的表现。对来自体制外的质疑或反对声音，无论透过政治高压还是透过利益赎买令其销声匿迹都不现实、不现代、不妥当、不符合现代社会基本民主理念，是老旧过时的一元政治思维的集中体现。
反对派如果自身定位得当，讲究沟通策略，是能够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当然，这个建设性作用的发挥，更有赖于共产党自身的转变。共产党如果真正想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开明现代的党，如果想要获得体制外群体的广泛认可，就必须要学会理解与包容，学会如何与体制外的反对派进行沟通交流。
习近平能否礼贤下士的关键，首先是要倾听民意，是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中能反映民众呼声与利益。只要民意理顺，人民呼声得到正面回应，人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共产党的政治统治都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
现在的民意的是什么？是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消除官员贪腐、建立社会公平，打破专制官僚思维、放开舆论封锁监督，如果再加一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真正尊重。老牛认为，只要习近平和他的团队能在上面七点上的任何两点有大的突破，那就是“礼贤下士”，而且是最大的“礼贤下士”。
舍此，如果按照戏博的建议，给习近平开江泽民当年吃过的药方，靠“收买”政策来消弭异见，制造虚假繁荣，为了形而上的“礼贤下士”而礼贤下士，就是舍本逐末，是掩耳盗铃，是在消极回避而非坦然面对并解决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说的“礼贤下士”要比戏博说的范围要广很多。要礼贤的“下士”，不仅包括党内批评声音，党外异见声音，还包括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
我也不同意戏博把“礼贤下士”归为统一战线范畴。对党内批评声音而言，“礼贤下士”应归类为党内民主，要靠制度建设而非“收买”来实现；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而言，“礼贤下士”应归类为党群关系，归类为党的群众工作路线，要靠心系人民来解决。
对“礼贤下士”问题的认识，还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心胸。
杨子前两天发了一篇评何频的文章，说他“恶质”。
我和何频没有交集，不想介入讨论，以免遭诅咒。但我觉得杨子那篇文章的内在逻辑很有道理：就是世界观决定方法论。
一个政治家先要有什么样境界，才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才能进而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反过来，考察一个政治家的德性情操，不仅要考察他的方针政策实施效果，还要考察他制定方针政策的思想出发点。
我不认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目的就是狭隘的为了透过乱发“党票”来维护社会稳定消弭反对声音，虽然“三个代表”在客观上的确给人用党票“收买”资本家的感觉。
江泽民虽然开明，他也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要为共产党江山考虑。如果江泽民一味抱着“收买”异己的狭隘目的，他大可不必把法轮功逼上绝路。给李洪志等人发几张党票，拉进体制内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江泽民没有这么干，说明他还是有底线的，不是说什么人都往党里拉，什么人都往体制内拽。
江泽民搞“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和外企管理层人员入党，是因为资本家和外企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具有了参政议政的愿望和规模数量。江泽民不过顺势而为，扩大了共产党政治基础，在帮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才是“三个代表”的进步之处。
胡锦涛时代的环境和江泽民非常不同。胡锦涛时代遇到的问题是人民大众的民主意识觉醒，是互联网社会下思维意识的多元化思潮爆发，是人民群众对各种切身利益缺乏安全感，是物质利益基本满足后如何再满足其参政、议政等等问题，是对社会公平法治等建设的要求。
要知道这是一个超过十亿人的庞大人群，互联网又会放大每一个异见者的声音，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拉进体制内，靠“收买”的方式来消弭声音。更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拉进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单就现在的异见领袖而言，你收买一个，会有更多人出现，用“党票”或“钞票”收买，就和花钱买稳定一样，只会越买越多，越买越乱，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胡锦涛时期在民生上开始下功夫：农民不用交税，种地有了补贴，农村建立了新农合医保体系，道路水电进入到了偏远农村；城市也普遍建立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工资、贫困人口补助等，这些了不起的成就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巩固共产党的工农基础，是消灭体制外批评的最佳方法，虽然这些工作还开始不久，但其作用已经显现。
我们不能被网络上的尖锐批评误导，不要被网络氛围左右情绪，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必须深入基层，到中国农村、城市底层去问问，去听听他们如何对胡锦涛执政十年如何考评。我认为，胡锦涛时期的这种做法，就是“礼贤下士”的时代表现。习近平要“礼贤下士”就要继续重视民生，要从思想认识上，真正把民生工作重视起来，要更为系统的把这项政策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实施，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果实。
对习近平而言，“礼贤下士”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下士”提升到和“上士”的水平。就共产党体系内部来说，要提升下士，一个是加强党内民主，一个是提升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
加强党内民主的事情太过复杂，这里暂不详述，单就提升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而言，我认为大学生村官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是加强并提升基层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和精英路线什么的没什么关系，不代表共产党搞唯文凭论，要从长远看待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认为，对胡锦涛、李源潮布局大学生村官的质疑，恰巧体现了这胡、李二人的远见之明。
大学生村官还在“量变”的过程中，只要这么坚持下去，等到“质变”一天到来，中国基层党政组织的人员素质一定会有惊人提升。就像香港从七十年代开始实施的警员素质提升计划，在警员学历普遍提升并完成代际更换之后，香港警察的整体素质是不是和七十年代有了质的提升？
当然，戏博提到的底层民众的向上流通的问题，是习近平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习近平在首次亮相中提到孩子们，“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工作得更好”，而要让孩子们做到这“三好”，就先要给孩子们打通向上流通的通道。
人们为什么怀念八十年代？不光因为八十年代改革初起，热气腾腾，不光因为八十年代的言论小阳春，还在于八十年代给普通中国人带来了发展向上的希望。那个时候社会的上升通道是敞开的，孩子们经商可以发财，毕业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再努力奋斗还可以继续向上提升。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将面临社会阶层固化的严峻问题。因为以共产党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纵横交织，贪婪自私，封堵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路。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缺乏向上流通机会，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对立，在统治阶层内部也会近亲繁殖，导致整个统治阶层智商集体蜕化。
要知道美国社会之所以稳定，之所以有吸引力，除了西方特色的民主政治，除了较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在于相对平等的“美国梦”的吸引，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实现“美国梦”的可能。习近平是共产党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也应该给每个积极向上的中国人在制度上创造实现“中国梦”的均等机会。
我觉得以上才应该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礼贤下士”的精神内核和具体方针政策的落脚点。未知戏博有何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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