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6月彭博社披露习近平家族拥有数亿美元资产后，温家宝家族成为第二个“靶子”。 自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纽约时报》连续刊登了3篇文章，试图披露温家宝家人同平安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指温家宝家族从中获取大量资财。这组揭丑文章演绎得十分“精彩”，虽然中国国内对此消息进行封锁，但仍有不少猎奇的公民记者“闻风起舞”，然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尚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
事实上，被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最高层，像近期的“雷冠希”、“表叔”都是在民间力量的“关心”下而下马。种种迹象显示，媒体、公民记者似乎形成了一股监督官员腐败的合力。这是一个极好的信号，说明一个激浊扬清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在如此反腐文化下，试图腐败者才不能肆无忌惮，这才能将腐败防患于未然。所以，传统媒体也好，公民记者也罢，只要行为的本意是良性导向而非故意搬弄是非，全民监督的行为就应得到鼓励。
媒体、公民记者积极扮演监督者
近年来有关中共高官亲属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贪污腐败的消息不绝于耳。西方媒体有关所谓揭露中国高官家族腐败丑闻的报道一宗接一宗，有些是指名道姓，有些是含沙射影。特别今年是中共换届之年，新老班子的蛛丝马迹都成为各路媒体追踪的焦点，温家宝并不是唯一“中枪”者。在此之前，彭博通讯社6月29日也曾发表过习近平家族拥有数亿美元资产的报道，一度引爆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并不是只有西方媒体一头热，在中国大陆民间也掀起了网络反腐的热潮。像交织着性、谎言和政治交易的重庆“雷冠希”、福建“表叔”李德金、深圳80多套房产的“房爷”周伟思、江苏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广西来宾烟草局长“日记门”等等，都是由网友发现腐败线索，引起人们热议，进而令高层关注到并进行调查处理。
以上迹象的出现，其实释放出了一个积极信号：独立思考、勇于表达，不怕官员报复的社会文化正在成形。媒体本身就扮演着行政、立法、司法之外行使“第四种权力”的角色，借助大众传媒实施监督是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历史个性，也是媒体的天职。应正确理解媒体的所谓“第四种权力”，事实上，只有人民拥有这个权力，人民有革命的权力，有监督政府表达不满的权力，而媒体只是代表人民在符合人民要求的前提下“借用”这个权力。而某个个人也可以用同等条件借用这个权力，企图将自己的观点变成为人民的观点，但因为他们是个人，因此更不容易经得起舆论的考验。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公民记者的兴起。当然，其兴起与信息化时代普通民众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相辅相成。而民众意识的觉醒，对于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反对腐败都有很大的推动与促进。事实上，中国反腐败斗争的艰难之处亦在于缺少一种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有些腐败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社会风气。这点是很要不得的，腐败一旦成为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腐败之风就会愈演愈烈。
此前已多次指出，强政治吏是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主调，在这样一个共建清廉社会的大背景下，应鼓励全面监督的行为，传统媒体也好，公民记者也罢，行为的本意是良性导向而非故意搬弄是非。
而且，事件一旦曝光在媒体上，或者由公民记者曝光于网络上，民众通过粘贴、转载等方式不断放大事件和其波及范围，形成强劲的舆论势头，如此可提高相关部门处理案件的积极性与认真度，提高案件的进展速度及透明度。如此，在公民层面自然形成不惧报复的“反腐志愿者”的潮流，使那些人微言轻的小官员能够挺身而出，或者是官员的邻居，甚至是家人可以不畏人言大义灭亲。
温家“隐秘资产”会否被演绎？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基于媒体和公民记者的属性，所以也必然会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比如说，媒体对反腐倡廉的话语权不仅表现在传播信息本身，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传播的信息表达某种意见或倾向，特别是在微博出现后所形成的新型大众媒体上，直接影响到受众观察问题的视角，促进形成对问题的主流看法和态度，而这种话语权很容易误导受众。就以《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为例来说，该文称1999年面临解体危机的平安保险公司主席马明哲，曾亲自去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要求放宽金融企业的分割条令。结果是平安公司没有被分拆，而几个月后，温家宝家人通过一家位于天津的公司而购买了大笔平安的股份，并从中获益。这篇揭丑文章十分“精彩”，然而这个故事是《纽约时报》引导读者按照他的语言逻辑演绎完整的：即温家宝帮了马明哲没有分拆平安，温家从中获得巨额好处，从文章标题《一场游说、一笔横财和一位领导人的家庭》就已一目了然。
传统媒体都尚且如此，对公民记者来说，他们就更容易在不知道信息是非虚假的前提下，直接把错误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由于在网络上发布并不需经过严格的审核与核实，特别是网络匿名性使得查找发布者可能极其困难，问责制度也有待健全，导致部分消息发布者无视或忽视真实性，更有甚者常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感情色彩。特别是中国民间存在“仇官”、“仇富”的情绪，坊间很容易看猫画虎、以讹传讹，造成对官员的造谣、诽谤。
像在《纽约时报》报道刊出后，网络上就已经出现了“剧中剧”。有网友指，《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提到马明哲曾同时公关温总理妻子张培莉女士以及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戴相龙正好是在2002年12月到天津主政，2007年底被内定调任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而在这5年间，与平安及温家有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天津公司经历了一个资产迅速膨胀的过程。
封网不是办法 还需倡法治
无法否认，反腐倡廉本是严肃的题材，对报道的真实性要求更高、更严，但即便是大牌媒体亦会存在新闻失真，甚至是故意造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部分媒体为了抢新闻、抢独家，不对信息进行核实、求证就仓促发稿，或者凭材料、凭猜想，主观臆造虚假新闻，甚至为提高点击率、收视率和发行量恶意造假，造成报道失真。更何况是由公民记者发起的网络反腐，失真的信息或有诽谤、或有污蔑，都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甚至触犯法律。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是，不断加强互联网审查制度和封网、屏蔽网站。像彭博社和《纽约时报》都“因言获罪”，在大陆惨遭封杀，如中共十八大常委亮相时，《纽约时报》记者即被拒绝到现场报道。对于公民记者发起的网络反腐，官方常用的手段就是屏蔽关键词。
然而，这根本是头疼治脚的方法。
政府越是封网，越是让民众有“猎奇”心理，甚至容易产生逆向思维，相信确实有什么不可被人知的事情，加之更有不少网民并不追求真相，只是围观、起哄，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在观察人士看来，信息时代围堵是没有用的，还应以法界定监督信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讲，对于虚假谣言、不实的报道，但凡引起社会恐慌不安的都应依法查处。然而，目前除了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外，在法律法规层面也处于空白状态。当然，话分两头，政府部门也应该使信息更加透明，及时应对回击网络上的传言。传统媒体也好、公民记者也罢，以及管理部门都需积极适应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时代趋势。
仍以《纽约时报》刊登有关温家宝家族获取大量资产文章为例，既然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共就应该介入调查并对此有所回应。如果经过调查，没有问题就应该直接公布没有问题，还温家宝一个清白。但同时，也应重视舆论导向存在偏差的问题。如今诸如演绎、故事化、娱乐化的报道方式，试图深度挖掘腐败分子堕落私生活、大肆渲染花边新闻的趋势，都极易误导公众的价值判断，会对反腐倡廉氛围构成负面冲击。既然中共高层已达成强政治吏的共识，中国社会的反腐文化也渐形成，那么就应该学学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式”，一鼓作气共建一个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但需把这股“势”用在恰当的地方，而不是走极端主义。要集中在公民参与，形成志愿者、无间道、大义灭亲等社会文化，形成有效的公民监督。一方面制约张狂的腐败行为，让贪腐在清廉的社会里成为过街老鼠，另一方面使公民社会监督蔚然成风，形成精神和现实层面都能够行之有效的反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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