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反媒体垄断”这一热点，台湾社会各界都在发表看法，对此，全台湾谁都可以热议，但就只有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不行。且为追求个人政治目的，假反垄断之名，行反中国之实的苏贞昌是该住手了。全文如下：
“反媒体垄断”，似乎成为今年度公民社会与政党政客的共识。下个礼拜，苏贞昌将以民进党主席的名义，亲上火线召开国际记者会，公开反对旺中并购及壹传媒出售案；必须说，任何人都可以反媒体垄断，但唯独政客不行。因为，媒体存在的最高价值，就是监督政治、批判权贵，今天如果苏贞昌可以把手伸进旺中、苹果，明天，马英九同样能够将手伸入自由时报、三立与民视，台湾公民社会与媒体自律的微妙平衡生态将从此崩坏，另一种型态的集权政府时代将重新来临。为追求个人政治目的，假反垄断之名，行反中国之实的苏贞昌，是该住手了。
根据台湾网路资讯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截至今年6月前，全台上网人口已突破1,700万，上网率达75.44%；而世新大学于今年7月，针对台湾人媒体使用行为所做的民调，则显示网路使用率达74.9%，打败平面纸媒的67.7%。这两项数据，都指向新媒体时代已进入“已开发国家”阶段，更宣告昔日单向、单一的媒体，可能已丧失“垄断”的功能。
数据是冰冷的，以这几天最夯的个案来说。本周二（12/4），《联合报》头版报导清大学生在立法院痛骂教育部长，版面看似盛大，引来批判者说“这就是媒体垄断的最佳证明”。但换个角度来看，在联合报刊出新闻后，质疑声浪、网路推文、脸书喊赞的版面，难道不是数千、数万倍于《联合报》的“两个版”吗？
因此，站在媒体经营者角色来看，其实不应担心言论市场会有“被垄断”的问题。或许，媒体载具有可能集中某特定几方（请放心，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拿下全世界一切媒体工具），但无论如何，言论绝对不会被垄断。否则，当我们看着联合报被打到体无完肤时，是不是也能说透过脸书批判联合报的网友，也是在“垄断脸书言论”呢？这种说法，当然不对。
戒严时代，资讯传播还能达成“子弹理论”的效果。但现在，以影响力观点来看，所谓的媒体价值，已经不再只是看谁掌握多少“载具”，而是看谁能将讯息转化为观点，对社会趋势进行解读，做出判断，借此取得读者认同，进而发挥影响力，形塑该媒体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简单来说，只要消费者不买单，无论媒体讲再多，都注定会被市场淘汰。因此，蔡衍明购买下中时媒体集团后，对媒体价值铁律一窍不通的他，虽然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但四年来，大家只看到当初《中国时报》一流的精英团队，开始找不到方向感，不断用不符比例的方式处理新闻，终让《中国时报》的影响力是与日俱减。
丧失掷地有声的言论价值的《中国时报》，后果除了报份流失，也让原先讨厌中国的人，连带讨厌收看中天、中视，反中能量也更加具体化，“唱旺中国变成唱衰中国”。目前市场还盛传，今年度中视与中国时报累积亏损已达五亿。试问，假若媒体真能垄断，蔡衍明为何还会亏钱？
客观而言，食品业起身的蔡衍明，当年愿意接手亏损的中时媒体集团，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他的承接，让成千上百的中时员工，得以继续留任媒体产业，避免人才流离失所。但是，后来蔡衍明对媒体经营犯了两个重大错误，终而让这位台湾首富变成今天公民团体对抗的“全民公敌”。
首先，只要蔡衍明财力够雄厚，当然可以尽情投资媒体，就如同媒体大亨梅铎在美国、澳洲、英国等地大量并购媒体，甚至还买下历史悠久的华尔街日报。尽管过程中有民间团体出面反弹，但整体而言，从未有政治人物反对梅铎，理由就是他谨守投资者角色，将实际编辑采访工作全权交由专业经理人处理。
反观知识力匮乏的蔡衍明，完全错估媒体是一种高知识含量的产业，以为财大就能气粗，粗暴介入经营，总在不对的时间，毫无节制的发言，让站在他背后的媒体专业经理人丝毫无用武之地。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今年初蔡衍明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专访所衍生的争议。当时，《中国时报》理应秉持客观角度，站出来批判蔡衍明；即便不这样做，至少不该用不符比例原则的报导捍卫老板，因为，这么做就是与媒体监督者的立场出现严重捍格。在历经华邮事件后，蔡衍明开始成为公民团体反媒体垄断的标的物，形象备受争议，连带《中时》这块招牌也蒙上阴影。当年，东森电视董事长王令麟遭收押时，整个东森新闻的公信力骤然下降，让集团的品牌形象被画上污点，而现在的中时，就面临类似的问题。
第二，媒体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维护公共利益。虽然这项目标经常会与企业经营产生利益冲突；但是，正派媒体的获利，必须是建构在影响力之上。换言之，就是要先有影响力，再来谈获利。
问题是，蔡衍明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他把报纸当米果卖，总想着一份要赚多少钱，彻底忽视价值才是媒体的最佳行销工具。
同时，蔡衍明还把媒体总部，变成继台北101、故宫之后的大陆官方参访景点，墙上还挂著“欢迎某某省委书记莅临指导”红布条，让媒体顿时沦为公关公司，权威性荡然无存，手法粗糙，不仅让员工被扣红帽子，连要帮大陆宣传的美意，都变成反中人士调侃的笑话。
更甚者，蔡衍明甚至把媒体当成栽培儿子的练习场，让蔡绍中接掌总经理，让身经百战的总编辑、总主笔等新闻人，必须像是在指导新鲜人一样，一点一滴的“提醒小老板该做什么”，但态度却得谨守主、雇分寸。这在一般企业或许没问题，但到了媒体业就会出现严重的文化落差，搞到最后，双方都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两边始终无法理解对方在想什么。
反观被蔡衍明“愈看越对眼”的《苹果日报》，它的最大资产其实就是“黎智英”，原因是肥老黎在台湾没朋友，所以才能彻底执行“当报则报”。
如今，在被蔡衍明等企业看上的《苹果》，虽然以天价售出，但坦白说，没有黎致英的苹果日报，就只会是“一叠没有影响力的纸”，从原本“没有不能报的新闻”，变成“没有能够不能报的新闻”，公信力逐步下滑。而各财团集资的175亿，则是让苹果精神从地球上消失的“关门费”。预料不出三年，这份报纸将
随著《中时》脚步走向凋零。
不过，就算媒体经营走向财团化，但台湾人应该还是要乐观看待言论市场的自由度。试想，当哪天大陆中央电视台取代三立新闻，定频在五十四台，台湾公民社会其实无须太紧张；因为，对岸宣扬的十八大教条，台湾人会接受吗？即便一天24小时疲劳轰炸，台湾人就会因此被洗脑吗？所以，台湾的言论市场终究会是“在动荡的年代中，保持优雅的平衡”。
总得来说，当前台湾的媒体与整个公民社会，已演化出一种能自行创造白血球、自我杀菌的功能，无须仰赖“他律”，即可维持理性的生存。
但是，如果有任何政治力要插手介入，就可能让这个得来不易的生态出现崩坏的可能，而今天要做这件事的人，就是苏贞昌。
台湾从独裁走到开放，再从开放走向人人都可大鸣大放，长治久安的根基，就是媒体自主与新闻自由，媒体坚持扮演质疑政治的角色，与政客保持绝对的距离，才可能替民众把关权益，而这条看不见的红线，是绝对不容“被监督”的政客，所能冒犯与亵渎的。
更进一步来说，反对媒体垄断，是当前社会风起云涌的浪潮，无论各种声音是否合情、合理，都有绝对权力喊出来。但是，监督政府、政党的媒体，绝不该让政党趁隙反客为主，霸占监督者的角色喊监督。
或许苏贞昌会说，“民进党关心人民关心的事情”。但是，如果政客可以用这项理由介入媒体生态的话，那么，马英九是不是也可以如法泡制，出手“关切”泛绿媒体是否垄断言论市场？
问题是，民进党反旺中的角度，表面理由虽是拒绝媒体垄断，但亲近苏贞昌的友人却坦言，他们反对的其实是中资来台，讲白一点就是“反中”。
一名民进党中央的人士更挑明的说，今天如果是辜仲谅独资吃下壹传媒，民进党根本没兴趣，“因为辜仲亮跟日本比较好，但日本没有把炮弹对准台湾，所以我们不会反对”。必须说，“反中”是台湾内部许多人的看法，无论支持与否，都要捍卫这种声音的发言权，如果苏贞昌愿意喊出来，那大家当然要尊敬他。
但是，今天的苏贞昌却是挂羊头、卖狗肉，企图利用公民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媒体反垄断之名，行反中之实，这就等于是利用媒体并购争议操作民气，攫取个人的政治资源，实在令人无法茍同。
不仅如此，当苏贞昌准备站上国际舞台，对各国宣示自己将插手介入媒体并购案，以宣扬个人“支持言论自由”的消息传出后，确实也让许多认识他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下巴都差点掉了下来。
因为，苏贞昌私底下的风评就是“霸道”，他最经典的动作，就是甩部属公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还毫不留情的痛骂部会首长，美其名是“恐怖的执行力”，但说穿了就是“容不下异见的一言堂”；这样的习性，即便到了现在，连主持中执会时，也总习惯性的打断几位资历较浅的执委发言，让对方颇有微词。所以，一位连身边人士言论都不尊重的人，现在却跑出来号召言论自由，用“光怪陆离”这四个字，恐怕还不足以形容这种诡异现象。
更甚者，今年中旬，苏贞昌准备参选党主席时，还特别找了黎智英等报老板吃饭，表面说是“连络感情”，但圈内人都心知肚明，这种时机点安排的饭局，就是在传达“有机会多帮忙”。试问，这种企图影响编辑、采访的行为，是一位支持新闻自主的人该做的事情吗？这又不禁让人要问，如今那天去吃饭的人不是黎智英，而是蔡衍明，请问苏贞昌还会不会反旺中？
苏主席，您对台湾民主社会的贡献，大家都不否认。但曾经辉煌，不代表你可以把自己视为正义的化身，如果真的爱惜台湾民主，就请学著从尊重媒体自主开始。否则，今天的所做所为，不仅会让自己的国际记者会沦为国际笑话，历史更会记下你以政治力，残害公民社会与媒体自律平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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