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知识错误事件正在演化为2013年度第一宗重大公共事件。不少国内媒体和外媒都报道了该文中有关大禹治水年代的知识错误，以及对成语等知识的误用。在这些知识错误背后，则牵涉到当代对媒体生存状况和媒体管控的痛切感知。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网络热议其实是一种悲愤的抗议和绝望的抗争。这是此次事件最值得注意之处。
《南方周末》是当代中国媒体里伴随改革开放社会进程而崛起的新闻业重镇，由于其首开大规模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先例，不仅对30余年来的社会变革有很大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代代编辑和记者的努力，这份报纸培养了开花散脉的无数具有专业主义新闻观的媒体人，他们活跃在全国各种媒体上，不限于平媒，该报也因此被戏称为当代中国新闻业的“黄埔军校”。某种意义上说，撇开现实现在南周真正的报道和评论水准而言，这份报纸凝聚了当代社会很大一部分求良性变革、求确实希望的人群对媒体的希望，以及很大一部分怀抱炽热社会热忱和公益心的媒体人的新闻理想理想。这是本次知识错误事件及其背后过程引发如此叛逆的根本原因。
现代媒体不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嘹望哨和守护者，更基本的层面而言，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起码体面与尊严的承载者。当媒体被迫说谎，甚至权力的手直接粗暴地当众撕碎媒体最起码的工作流程，丧失尊严的不仅是媒体，更是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媒体管理政策掌握的水平问题，管理水平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原则问题和伦理问题。在中国社会，管理一度成为一种迷信，而管理被简化为焚书坑儒似的直接蛮横权力施行。这不是意见或观点之争，而是权力自身的性质和逻辑问题。权力可以代替经济的计划，可以代替学术，可以代替缜密的战略与政策思考，现在权力可以代替写作与新闻职业规范了。说到底，一个媒体没有基本自主进行采编活动的社会，要谈社会和公民的言权，那是虚妄的。而如果没有社会和公民的声音，一个社会会沦入怎样的情况，熟悉中国古代帝王专制、斯大林专政以及极左文革时代的人们应该并不陌生。
自有现代社会，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而且是性质与立法、司法和行政很不同的一种权力，因为媒体的声音直接代表社会动态的各种人群利益。更重要的是，媒体代表着一个急遽大变动时代里，社会对旧事物和新事物热忱的认知。改革开放的政策始自思想解放运动，而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体现是当年媒体的活跃，无论观念的碰撞，还是政策理念的探讨，乃至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与新生事物的报道。就像一个健康者红润的脸色，健康运行的媒体是社会能够自治、自立和自存的主要标志。不能说南周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媒体水准----事实上，近年来很多批评者对南周具体报道与评论的批评颇甚----但无可回避，南周这份报纸本身已经是当代中国媒体理想的一个象征性所在。因此此次事件激发的感情反应除了兔死狐悲的同仇敌忾，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言权受挫后的愤怒。这是不能忽略的。
此次事件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南周一直以来的报格基调是温和的和理性的，对社会进步充满耐心和文学化的善意，因此南周遭遇这样常见的打压意义很特别，社会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合时宜，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蛮横与无知；其次，长期以来，因为南周坚持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公义的关怀，因此，这份报纸是当代新极左、新文革和新纳粹势力的眼中钉。那些公开呼吁文革“三种人”亮旗子、站出来和誓欲重燃文革内战烈火的人，一直对南周为代表的媒体恨之入骨，考虑到那些人活跃的网站甚嚣尘上，这种事件不得不令人对现实的走向做悲观的猜测，尤其是，在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南巡风尘未落之际就更是如此。此事已经发酵，这种政治含义和后果并非耸人听闻。
作为公共事件，此次事情演化的现实轨迹也很值得思考：事件发生，引发微博议论，为了压制讨论，于是进行删除微博和网络禁言等一系列后续措施，可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使事件降温，反而火上浇油，并直接暴露了权力与媒体和传播格格不入的两重逻辑。现在是WEB 2.0时代了，信息的传播形态和效率根本不是焚书坑儒时代可以想象。互联网时代再不可能对社会进行分而治之似的原子化。因为知识传播的速度太迅猛了，以至于任何片面的自上而下人力干预都会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老读者和作者，我谨向历年《南方周末》的采编、记者以及报社领导致敬。
华商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何以成为公共事件
华商报 作者：曹旭刚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随着网络广泛传播以及环球时报等媒体的相关评论，此事无疑已成为2013年度的第一公共事件。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已久有传统。虽则只是一家媒体在新一年里，基于价值立场和情怀的言说，但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公共言说平台。从1998年新年献词中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到2006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都重”，以及2012年的“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这种带着诗意和悲悯情怀的演说，曾伴随着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年华，进入到很多人的心里。
平心而论，这些献词延续的是一种中国文人的议政传统，表达的是对国家建言、关切民众福祉的一种情怀，所以2013年其包含新闻献词的版面，在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主管者篡改，并发生一些致命的文字硬伤，会引起该报人士及读者的大范围批评。
正如《环球时报》1月4日的评论所言：“《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今日之中国，媒体接受管理与指导，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现实，但也能看到，这种管理并非没有相关的规范。《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条就规定，“报纸出版单位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等出版活动。报纸出版单位合法的出版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组织、破坏报纸的出版”。
近年来，由于转型时代的到来，利益纠葛的复杂多元，宣传主管部门在管理媒体问题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可是情况越是复杂，越是需要管理部门开动脑筋，积极探索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因为只有管理尊重科学，尊重传媒规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履行好管理指导职能，才能让媒体为社会进步承担应有的责任。
胡锦涛、习近平(专题)、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经不止一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善待媒体，要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中央领导同志为何不断强调如何管理媒体，就是因为，在现今的形势之下，媒体管理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深具挑战的重要命题。甚或可以说，如何对待媒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专家，尤其是手握权力的官员，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中，尤需时刻保有一颗谦虚谨慎的心，尤需一种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得失的态度。到底该如何对待媒体？面对这个宏大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现成答案的，所以，在没有把握好的情况下，务必要有所节制。
无疑，舆论与广东相关主管部门的冲突，反映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我们的媒体管理思维，已到了亟待改革的关键时刻。正如1月5日新华时评中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而刻意回避问题也恰恰是改革攻坚期我们所遇到的一大难题。比鸵鸟更甚之的是，将头埋进沙子后还用公权力恫吓和压制私权利，造成问题扩大化。改革就要直面问题，改革就是解决问题。”《南方周末》献词事件的法式，也正说明我们已无法回避真正的改革。
还需要重申的是，媒体不是洪水猛兽，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或许有时候所说所言，对某些领导干部而言，会有些刺耳，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批评权，这个国家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媒体富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有鉴于此，无论如何艰难，相关管理部门，都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都必须用“海纳百川”的心态，来对待媒体的工作。
希望此番“献词”风波，能让包括主管部门、媒体在内的全社会，都有所启迪。只有拥有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和一个包容开放的舆论氛围，我们的国家，才能在“中国梦”的践行道路上，行走的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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