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21日，原中央军委秘书长、原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任七常委、胡温等十七届常委均现身。而在官媒在报道哀悼杨白冰逝世的领导人名单时也出现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而他的排名在中共常委之后被政治观察人士解读。此外，江泽民本人与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恩怨情仇”也成为了热门话题。海外观察家通常将“杨家将”的失势认为是在与江泽民斗争中失败的结果，但是跳出此种思维框架，还需要看出，“杨家将”的失势在某种层面上也可以看作是中共领导层将军队从政治中剥离的一种表现，是中共践行现代政治“文官治国”理念中的重要一步。但是鉴于近几年以来，军方人物常就外交、军事乃至政事发言已是常态。军队对中国政治及外交干预力度日强，中国会不会进入军人干政境遇，应该成为考察中国政治动向的一个维度。
中共历史上的六次军人干政
虽然中共作为曾经的“革命党”，是靠着“暴力革命”的手段起家建国。但是无论是早起的博古、王明、张国焘，直到后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中共在领导层上一直秉持着“文官”管理的理念，军队永远是“枪杆子”，军人也是中共建政立国，乃至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党派政治使命的工具。虽然如此，但是在当时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1949年后的中国政坛总是或多或少的会出现“军人干政”的情况。
曾有分析人士总结，1949年后，中国一共出现六次军人干政现象，包括建国初期以鼓吹“军党论”挑战刘少奇等白区出身文官的“高饶事件”；1959年因为对大跃进失败不满要求文官集团做出检讨的彭德怀、黄克诚事件；九大之时权倾朝野，意图篡位的林彪事件；1976年开国元帅叶剑英扳倒四人帮一事；1989年军队出面镇压“六四”以及九十年代的“杨家将”事件。在这其中，有些事情被认为是顺应时代潮流，有着正面的历史意义，如彭、叶所做之事。有的被定性为干扰国家政权的举动，如高饶、林彪。
此外，军队参与政治最积极的年代是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在全国实行“三支两军”（1967年1月23日-1972年8月），即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种“三支两军”事实上就是军管。据记载，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这种军官参与政治的情况最终随着“杨家将”事件发生改变。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被架空权力，意味着在建国后频频发生的“军人干政”局面正式淡出历史舞台，从那以后，无论是在中央常委层面还是在地方之上，军人的影响力不再影响到政府决策，也为后来中国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高层一直警惕
在决策层层面，中共精神领袖毛泽东虽然在军队的掌握巨大的话语权，但是从来不曾做过人民解放军的司令。统计文革后中共历次党代会来看，十一大上，政治局常委中除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外，就没有军人代表，虽然当时的常委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人都是军人出身，但身分都不是军方的代表。
在这以后的历届党代会上，除1992年十四大刘华清上将以军委副主席身分做过一届（5年）政治局常委外，在没有一名将领入常，可以说，军人入常在近30多年来只是特例，而非惯例。分析认为，当年刘华清的入常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一是‘六四’刚过，解放军被‘论功行赏’；二是当时江泽民刚接掌军权，立足未稳，十四大前才清除杨白冰的‘杨家将’势力，需老将辅佐压阵。即使这样，在江泽民军权稳固后，十五大起也再无军人入常。
常委之中没有军人,但常委们一定有绝对权力掌握枪。这种人事布置标志着军队更专业化，常委分工更党务与经济专业化，避免了从前的非专业化内耗斗争所带来的混乱，为政权稳固带来稳定期，使政权更迭的变数更少。
而军人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人数，从中共九大时最高峰时的9人，逐届下降，十四大时刘华清虽入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再无其他军人。从十五大起，军人政治局委员，固定为两名。目前为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范长龙。因此可以说，中共历代领导层甚至军人干政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因此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进行遏制。
干政重现非杞人忧天
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有媒体对“300军方代表”进行统计，罗列了今年十八大上军方代表的鼎盛阵容，军委办公厅系统、总参、总装的部门主管几乎悉数当选，其余多为总政、大军区、军兵种司令、政委等军中实权派。分析人士曾表示，这么多军中实力人物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很难界定是意味着是中共宣称的“在组织上始终牢牢掌握着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还是说明军方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强？
“军队在党内所占之比重，以中共建政前的40年代中期为最高，中共七大选举军中产生171名党代表，占总代表31.3%。以中苏关系紧张为背景的中共九大中，军队代表人数上升至422名，占总代表27.9%，此后历届党代会呈下降趋势，逐步稳定在一个十位数的固定值区间。”
十七大党代表共2,217名，军方代表为296名；今年十八大党代表共有2,270名，军队代表为300名，其中逾200有将军军衔。。从占比来看，都在13%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军方党代表的身份及今后中央委员人选与政治局人选。
因此在在一直观察中国政治的政治观察人士孙嘉业看来，结合拉美军政府建立的经验来看，军人上台宣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借口通常是清除腐败，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中国政府及党务系统的腐败极为严重。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对军队的依重，已经超过了改革以来的几次权力交接。再结合十八大军方代表的名单中的红色家庭第二代人选增多这一特点考虑，对于中国重现军人干政的担忧，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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