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9月爆发的广东省乌坎村维权运动曾引起海内外各界强烈关注。2013年2月13日，据中国媒体东方卫视对乌坎民主选举周年进行回访报道，经过轰轰烈烈的维权和民主自治选举的乌坎当前面临严重的现实困境。各界纷纷对此做出不同解读，乌坎村时隔一年再次成为中国的舆论中心。有分析认为，分析人士多认为，乌坎事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它突显了以利益为导的基层民主的困境。不过，乌坎所面临的问题是民主在“初级阶段”所产生的正常现象，各界尤其是中国政府应当给予更多的耐心和支持。
乌坎困局的民主之争
2011年9月21日，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村民因为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等问题，与当地政府爆发激励冲突，成为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的乌坎事件。经过长期斗争以及汪洋主政的省级政府的介入和疏导，事件趋于稳定。第二年2月1日，乌坎村一人一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的委员会。此一事件的完美解决被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是中国民主的伟大实践和胜利。
然而，时隔一年之后，中国媒体东方卫视对乌坎村进行周年回访报道称，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坎村委面临着很多现实困难，当初的维权领袖林祖恋甚至后悔当初参加维权。林祖恋在接受采访时主要提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乌坎村民未能从事件中受益。据林祖恋称，乌坎事件核心争议就是村民土地遭前任村委会违法盗卖一万两千亩，迄今仅收回三千多亩，其中的七千亩由于已被办理国土证而无法讨回。而且现村委会也无法从已收回的三千亩土地上获得任何收益，村民自然也不能从乌坎事件中获得利益回报。
其次便是乌坎村民对新村委会的质疑甚至是争夺权力。据林祖恋称，村民经常对村委会的工作进行指责，一些有影响力的几十个人还“拼命地攻击，拼命地抹黑，拼命地阻止”，“目的就是要推翻新的村委会”。为此，负责土地资产和治安的村委张建城在1月29日辞职，而林祖恋也在家里装一监控摄像头，并称是为保护家人。
乌坎的困境经媒体报道后，再次引发各界强烈关注，并且多是将其与民主牵扯在一起进行讨论和评述。东方卫视该节目的标题便是“乌坎民主自治陷困境，村主任称很后悔维权”。视频中筛选和剪辑的片段均是揭露乌坎负面信息的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该报道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舆论引导作用，极易给观众造成乌坎的困境是民主的失败的印象和结论，而且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基层民主的争议。
被部分人称为“五毛党代表”的微博“染香”在转发东方卫视的视频后称，“现在的乌坎民主自治，其实就是文革时光返照，注定以失败收场，绝对不会比台湾更好！”另一位网民“胡杨林717”也表示，“早在乌坎事件进行时就预见到了这局面，民主不是万能的。”
2月1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乌坎是复杂时代的普通中国村庄》，对乌坎再次陷入舆论漩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有人说这是“乌坎民主的失败”，但这样的结论与当初一些人欢呼“乌坎民主的胜利”一样，显得幼稚且情绪化。文章同时将乌坎事件定性为是一场利益之争，其当下困境与“民主”的成功或失败无关。这篇文章与在乌坎事件发生时所发表的《汪洋创新拿分，软硬并举解决乌坎事件》一文观点一致。
利益为先的基层民主
事实上，乌坎事件的起因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是源于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问题上，因为牺牲农民利益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而并非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村民在争取“民主、自由”。熟悉中国大陆社会生态的分析人士也认为，“利”字当头，成为中国社会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困境所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频发期，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越来越低，根本原因大都是在土地、拆迁等问题上，地方政府、开发商与普通民众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政府与开发商为了政绩或利益，而民众则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补偿款，寄希望于把矛盾越闹越大，引起外界关注。乌坎事件的爆发也是源于村民的这种动机。从东方卫视的报道中选择的各位被采访者的表述来看，乌坎各方在维权及选举后仍然在不停地追逐自身利益。村民们因为在选举出新村委会后没有得到切实利益而质疑村委会。一位受采访者还表示“（新村委会）什么也没有讨，也没有向乌坎人民交代”，“最好大家都分一点”，分地与分钱都可以。村民的质疑导致与村委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对村委会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据林祖恋称，当初参加维权的几十个有影响力却没有进入村委会的人，“拼命地攻击，拼命地抹黑，拼命地阻止”，“个别村民不理智，到村委会继续找事和闹事。有些可以说是受一小部分人的教唆也好，挑衅也好，指使也好，是有预谋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新的村委会。”
在记者问林祖恋是否为当初参与维权后悔时，林祖恋说道，“我觉得很后悔，因为本来维权的时候没有我的利益，现在也没有我的利益，为什么要参与进去，难道自己不踩进去就不行吗？为什么自己要自找麻烦呢？”
有分析认为，乌坎事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既通过抗争争取到了自身正当的合法权益，又顺利实现了真正的选举民主。这句话没有表达的一层意思则是，在村民的认识中，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是为了维护个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民主只是乌坎事件的附属品，而不是目的。当民主不能为自已争取到更多利益时，也就没有了坚持的必要。
但是，民主毕竟是整个中国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乌坎事件及其最新进展也表明，中共在中国推行基层民主的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而是会遇到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困难，需要长时间的动荡、冲突和反复才能取得些许进步。
基层民主还处于“初级阶段”
《环球时报》的文章中提到，“民主选举村委会实际上并非乌坎独有，它已是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实践”，“乌坎去年初的选举实现了较高水准的‘达标’，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这里的“较高水准”指的是乌坎的选举在当前基层选举中更为直接、公开、透明和彻底，当时不仅有中共官员巡视，亦有为数众多的海内外媒体甚至是美国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在场监看。
然而，这场倍受关注的基层民主实践在一年后突然呈现给观众一幅令人失望的局面，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各方媒体与分析人士也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解读和看法。
综合各方观点来看，学术界与媒体越来越认同中国群体性事件多是源于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出于追求民主政治的目的，即便如乌坎事件一样确实取得了推动民主实践的现实效果。
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办事方法也与民主存在着近乎天然的矛盾。事实上，民众在经历过民主的混乱后反而更容易接受集权的高效与功利主义。
《新京报》在2月15日发表文章《破解“乌坎困局”，先推动产权改革》称，“乌坎困局”的根子在产权，也就是土地产权。文章主张一个集体社区的公共土地（如道路等）需要实行集体产权制度，而集体成员的经营性土地则可实行成员可自由进退的按份共有制度或家庭所有制度。由于乌坎新村委上任后仍然沿续之前的集体产权制度，土地并没有回归普通民众手中。一方面村民无法从土地经营中直接受益，另一方面也为新领导班子继续坐拥土地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可能。后者同时又加重了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猜疑和对立。
除土地产权外，乌坎的基层民主实践还受到多方掣肘。据林祖恋称，上届村委会违法盗卖的一万两千亩土地中有七千亩因为被办理了国土证而无法讨回。有相关人士透露，乌坎村委要求撤回先前非法出售乌坎土地的“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的法人地位的诉求被当地政府拖延至今没有答复。另外，原先在乌坎兴建的豪华别墅区建成已近两年，但是由于乌坎事件的发生，投资商一直不敢再来投资置业。从东方卫视的视频中受采访者的表述也能看出，包括村委会与村民都尚未对突然到来的民主自治做好准备。林祖恋说道，“我现在可以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说好也不行，说不好也不行，说真话也不行，说假话更不行，什么话都很难说，里面错综复杂，我得处处注意，处处防备。”而村民则表示，“村民和当管的是两张口，你怎么去说，他说慢慢地解决啊，你有什么话说，最好大家都分一点。”在他们的表述中，村民没有对自己选举出的代表者抱以理解、宽容和支持，而被代表者也没有了对选举人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双方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在一月末辞职的张建城表示，“我们的民主属于婴儿期，就是说初期，刚刚在学习的”。分析人士对此表示认同，乌坎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在民主社会早期会出现的正常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的基层民主包括乌坎都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各界都应当为此抱有足够的耐心，并为之共同努力。对于中国的执政党中共来说，在摸着石头过河推动基层民主的同时，还应当提出相应的顶层设计，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并着力保障各部门与地方的贯彻招待，切实维护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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