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们可以容忍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不能容忍政治上的不自由与不民主。目前，美国社会面临的与其是制度的危机，不如讲是程序正义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只是抗议美国社会正义程序的被破坏，而不是要反对和改变美国制度的原因。
美国社会是一种竞争性社会，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平等，但是经济上崇尚自由竞争，不仅容忍不平等，而且认为不平等正是对个人努力与成功的奖励，对偷懒者的惩罚，这就是美国社会制度的二元制顶层设计结构。这一结构看似矛盾，但又有自身内在的统一性，政治自由，民主，平等确立了人人在法律或者比赛规则面前的平等，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则是在政治平等基础上自由竞争的结果，就如同体育比赛一样，参赛者在规则面前平等，而结果自然是不平等的。这一制度不是最完美的，但也算是成功了，它推动了美国的发展和繁荣，对此美国人引以自豪，并成为美国梦的基础，因为在美国只要努力，再加上好运，上帝保佑，每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甚至成为总统，当然运气不佳，可能输得一败涂地，但是这怪不得别人，愿赌服输吗。那么，问题是政治民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能够共存吗？
自由优先这是美国和西方社会制度的第一原则，这在制度上确定了每个参赛选手都是平等的，不仅确定社会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参加比赛，而且在法律或者比赛规则目前都是平等的。从原初的意义上讲，所谓自由就是指不受约束和限制，自由度的大小取决于受约束和限制的程度。自由的主体可以第一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但个人的自由状态和社会的自由状态是不同的。社会的自由状态就是指这个社会在运转时受到的束缚和限制的程度，社会受到的限制越小，自由度越大。按照这个自由的原初理论，无政府状态最为自由，整个社会运转和活动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这种社会的自由状态就是西方近代学者讲的“自然状态”。
这种“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笔下是“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在洛克的笔下是服从自然法的理性状态。由于人类的禀赋和后天努力不同，在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度是不同的。正如在自由的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和羚羊的自由度不同一样，在丛林原则支配下的人类自然状态中，强者和弱者的自由度也不一样。所以，社会的自由状态和个人的自由状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越是没有任何法律的规范，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可能两极化，强者自由会越来越多，弱者自由会越来越少。因此，几乎人类所有的文明在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状态后都出现了一部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这种奴役社会就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西方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进步。
那么，在确立了比赛规则之后，游戏是如何进行的呢？简单地讲这是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各显神通，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有好运气，追求财富与成功，其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正是每个人追求的，每个人羡慕的，每个人都抱着梦想，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成功，当然更多的人是失败，但是愿赌服输，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或者努力不够。大家在相同的法律下面各尽其能，优胜劣汰，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把这种自由发挥到了极致，私有制成了西方社会最重要的基石。
约翰·洛克最早看到个人财产是保卫社会自由状态和精英阶层优势的关键，洛克看来，个人的劳动使得财产不再具有公共性而为个人私有，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私有财产不容侵犯。在私人性质的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原则是自由和产权原则，而不是普遍选举和多数原则。在宏观经济活动中，不同产权的经济体在市场中相互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而不是选举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体内部，产权拥有者及其代理人决定企业的所有事务，企业根据所有者及其代理人的指令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据企业员工的多数表决进行活动。在西方社会，民主只是政治活动中遵循的原则，而非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的原则。西方民主是以政治程序民主化为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党自由竞争、公民普遍选举、政府以民众代表的身份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所以，西方民主有着明确的边界，它的运作和实行的范围极为有限，尽管被称为民主，但这种民主只能在政治这个狭小的领域里面运转。对于覆盖社会绝大多数领域的经济活动，民主政治不能进入。比如，加利福尼亚的居民没有权力用普遍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微软公司在加州的财产应该如何分配，苹果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权力用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公司的巨额盈利应该如何在内部员工中分配。在西方精英阶层看来，如果民主政治进入了经济领域，就意味着对有产者的剥夺，意味着对自由的侵犯。
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这是经济上自由竞争的前提，而经济上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人们追求的。因为人人都有机会，通过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这一机制不仅对个人是有利的，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讲也是有利的，它推动了美国的发展和繁荣。
在美国，人们可以容忍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且把经济财富上的不平等视为对勤奋与努力的奖励，对懒惰的惩罚，由此将激励勤奋的人更加勤奋，懒惰的人不得不变得勤奋，或者就会被社会淘汰。但是不能容忍政治上的不自由与不民主，尽管绝大多数西方精英阶层不愿意公开承认的信念是：人与人的不平等是基于自由原则。因为自由的结果就是差异和不平等，这是西方精英阶层从近代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思想，这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根基。
那么，经济上的不平等与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能够共存吗？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从逻辑上讲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不民主和不自由，而政治上民主与自由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平等，但是，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任何试图改变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会影响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而且也不会改变经济上的不平等，正是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才导致竞争的公平，而公平竞争的结果自然是经济上的不平等，正是经济上的不平等才导致每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对这一游戏规则与运行机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由此利益集团对政治自由与民主程序与正义的左右与控制，这样将打破自由竞争的平等基础，导致游戏无法继续玩下去。如同有人如果买通裁判，比赛结果就不会公正，也无法再继续一样，其结果必然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目前，美国社会面临的与其是制度的危机，不如讲是程序正义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占领华尔街只是抗议美国社会正义程序的被破坏，而不是要反对和改变美国制度的原因。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不是两个有先后继承关系的社会形态，两者都是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转化而来。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二者在逻辑上处于并列状态。如果把社会作为有机体来单独考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接近于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奴隶主和封建主基本上都是战争的胜利者。这些体力上和智力上的强者通过暴力方式对他人进行统治和奴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强者是最自由的，这两种社会形态都把强者的自由度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这两个社会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两种社会中的强者都用暴力或法律剥夺了弱者的自由。西方近代以来大众的觉醒就是要在个人自由上获得平等，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拥有的自由度相同。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和平等才是一致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个人自由与平等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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