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风：文如其人，每一篇文章都是此时此刻一个人（作者）的生命状态的展示，人不真变，文是变不了、变不好的
当今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而我最关注的是“改文风”。因为，“走基层”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收获，而不是应付一下的差事，“转作风”有没有成为达到习惯境界的新作风，而不是偶尔为之的作秀，都会在文风中十足的展现出来。文如其人，每一篇文章都是此时此刻一个人（作者）的生命状态的展示，人不真变，文是变不了、变不好的。
“走、转、改”绝对是一个好的话题，但需假以时日，把它看作一个系统工程来予以运作，才能逐步见效；立竿见影是不可能的。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有客观的因素，主观的因素，而直接影响文风的是人的操守、见识、格调、气度，缘于此而有了文风之正与不正。
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种霸气十足的文风。这种文风多见于共和国前30年的各次政治运动中，在文革中尤其兴盛，而以姚文元的文章作为代表和标志。于今虽已呈衰颓，但遗风犹在，其影响则万不可小视。
那么。这种文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论说文有四个要素：论题、论点、论述、论据。可这种霸气十足的文风的基本特点是：论题宏大，涉及不容忽视的问题；论点绝决，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威慑；可惜疏于论述，缺乏细致的分析，更无令人信服的论据，不提供甚至是有意掩盖与论题相关的事实与真相。其风格类似于皇帝的圣旨，法院的判词，是宣告和宣判。当然，圣旨和判词是有区别的，判词一定有附件，附件提供充足的证据和法律条款，以支撑判词，而圣旨本身就是“天宪”，谁敢问个“为什么”！
前年，有两篇文章的题目引发我的格外的关注，一篇讲的是“中国道路”，一篇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为了理解中国国情，岂能忽视这样的论题，更何况作者都是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我是抱着学习和求得教益的心情去阅读的，但结果却是大失所望。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论题、论点与论述、论据不相匹配；宏大的论题、强硬的论点，没有精细无懈的论述、充足真实的论据垫底，显出了虚张与骄矜。
“中国道路”有两层涵义，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际走过的道路，二是从60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并据此而形成的治国方略。前者是实践，后者是实践基础上的升华，两者密不可分；没有后者，前者如烟尘而毫无价值；没有对前者的直面，回避掩蔽，视为无有，或各取所需，不及其余，就不可能获得科学的升华；由此而形成的治国方略必然遗患无穷。纵观历史，任何促进社会进步的道路选择，都孕育在直面社会危机的勇气之中。直面1840年以来的民族危机，才有了开始于洋务运动的前赴后继的变革中国的探索和实践；直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有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举，从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直面文革，敢于定性为“浩劫”，才有了30年的改革开放。而这篇论“中国道路”的文章恰是对可以引出经验、教训的实践的真相不置一词。于是失去了论据，也无从论述，所谓“中国道路”就成了无根无绊的“宣言”。
这就形成了这篇文章不能自圆其说的可笑的文风。
譬如，这篇文章把“中国道路”的内涵界定为六个“始终坚持”。这就是一个无视实践，背离真相的判断和论点。60年来，尤其是前30年，我们遇到的挫折（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恰是未能“始终坚持”文中所说的“始终坚持”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等等的原则。如果坚持了，怎么会造成这样巨大的挫折呢！与此相呼应的是另一位先生的宣告：“改革开放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始于前30年。无视事实和真相，写文章无需论据，是此类霸气文风的共同特点。
因此也带来了这篇文章特殊的论述方式，即以“只有……才能……”的句式来肯定自己的论点。这是残缺不全的论述；因为，“只有……才能……”的逻辑关系缺少不了一个万不能缺少的中介，即“为什么”。完整的逻辑关系是：为什么“只有”怎样怎样“才能”怎样怎样。没有“为什么”的充分论述和论据，“只有……才能……”就是霸气十足的宣判，而不是平等探讨，说清道理的现代论述方式。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我毫不怀疑中国应有属于自己而与他国不能完全相同的发展道路。但一篇社会科学的论文，不仅要让读者“知其然”，更要让读者获得“所以然”的论述与论证。
另一篇谈两种民主的区别的文章也是异曲同工，以霸气的宣告替代明晰的说理。
文章分别列出了两种民主的各自的特点。资本主义民主有三个特点：一是“金钱政治”；二是“集团政治”；三是“政治腐败”。社会主义民主也有三个特点：一是“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二是“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三是“有利于政治稳定”。
对于这些论点我暂不作评价。我要指出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这些论点没有得到正常文风的支撑，没有给读者心悦诚服的阐述。既然要论述两种民主的区别，得出一劣一优的结论，那就少不了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摆出事实，一一比较，一一解析；千万不能迷信自己身居显要，口气威慑。21世纪要靠这一套来令人诚服，我不敢说绝无效果，但难乎其难了。譬如要批资本主义民主属于“金钱政治”来烘托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就得有面对实际、有理有据的比较。金钱政治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权钱合流。因此我们必须回答：我们社会有没有权钱交易、权钱合流的现象。如果有，在性质和程度上，与资本主义民主造成的金钱政治有何根本的区别；在产生的根源上有什么区别，与制度的联系上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主义民主如何发挥优越性有效遏制和杜绝了权钱交易、权钱合流的产生与泛滥；而资本主义民主恰恰无法遏制和杜绝。没有这样的论述，我们凭什么来接受你的结论。我没有反对你的结论，但我要求，迫切地要求，说清这些结论的来龙去脉。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光明日报》，由于论题的意义重大，很多网站予以转载。有一个网站设置了一个民意测试的环节，列出各种评价标准让读者投票。这篇文章的投票结果是：“鞭辟入理”8人。“理性平实”1人。“启发借鉴”3人。“留惑存疑”14人。“平淡空泛”45人。“文不在理”851人。可见，我的要求不是我一个人的要求。
是的，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需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时代。改革开放是我们社会的主潮；改革开放获得了初步的成就，进入了一个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深水区”。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有人说，需要加强领导。这没错！但加强领导的关键目标是什么？创造一个大多数人的共识：为什么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要改什么？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是什么？深化改革的愿景是什么？与此相关有多少问题需要取得共识，如上述的道路问题，两种民主的区别问题，党的领导和宪政的关系问题，国企和民企的地位问题，等等等等，可以说，在一个公民社会，任何重大举措，没有共识，寸步难行。于是，讲道理、讲清道理，无比重要。于是，为什么要讲道理、讲清道理的道理，也必须讲清。
其实，马克思首先讲清了这个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推出了两个相对的手段：“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前者是指物质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物质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如用战争、暴力、枪炮和相关的强制，对付战争、暴力、枪炮以及各种强制。后者是指精神化的对立面，只能用精神化的手段来予以解决，即用说理去对付错误的言论、观念、思想。围绕这两种手段，马克思说清了几个道理：
一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不能互相替代。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当然不能替代”！
二是物质与精神这两种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三是转化的条件是发挥理论的“说服”功能；即“理论只要说服人，也能掌握群众”。
四是理论的“说服”功能依赖于理论的“彻底性”，即“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五是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通俗的解读：摆事实讲道理，抵达事物的本质。
六，也是最后，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通俗的解读：说服目标就是人的优化。
关于讲道理的道理，即讲道理的重要和必要，马克思说得太透彻了。可惜的是，很多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对马克思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态度；在行动中，实践中，“武器的批判”经常替代了“批判的武器”。譬如，用强制以至于暴力的手段应对异己的观念、理论、言说；表现在文风中就是霸气十足，蛮不讲理；不论述，无论据，依靠位高权重，营造威慑，甚至用恐吓来灌输；恰如民间说法：嘴大就是理大。
最后，说到恐吓，我特别要说一说有一种常见的恐吓，那就是“海外反华势力”这顶漫无边际的帽子。海外有没有反华势力？我的回答是：有！要不要认真对付海外反华势力？我的回答是：要！问题在于，所谓海外反华势力必须定名、定位、定性，并给予透明的对待。如今的实际情况是，在很多文章和言说（包括个别文人的文章和言说）中，“海外反华势力”成了一种万能胶式的恐吓手段，用来对付自己不喜欢的言论和行为。这种“海外反华势力”的特点是来无踪去无影，你不知它是哪个国家、哪个集团、哪个个人；就像儿童故事里的“狼来了”，喊了无数次也见不到是什么样的狼。唯一的功能是：吓人。就像文革中的“海外关系”，说你有这个“关系”，就像一道符咒，吓得人不敢动弹了。文风中的这种恐吓十分有害。在海外有很多人，包括华人和华裔外籍，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但可能在很多问题上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有的可能是不了解而造成的误解，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只有依靠长期的交流，说理，澄清，特别是我们自身行为不断优化而产生的正面影响，来予以逐步的缓解。这种没有边际、模糊无形的“海外反华势力”的恐吓，只能增大疑惧，激化矛盾，使自己陷于更深的孤立。
仔细想想，六十年来，我们有多少挫折和不幸都在相应的文风中体现出来。在这最需要讲道理的时代，“改文风”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讲道理、讲清道理的自觉。此时此刻，重温马克思关于“批判的武器”的论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意义重大是无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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