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同样需要底线。权力趋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向于绝对的腐败，不仅适用于政府的权力，同样适用于任何掌握了权力的主体，包括媒体和意见领袖。克服滥用权力的冲动与诱惑，清醒的认知权力带来的自我膨胀，理性而有节制的根据社会责任正确的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媒体与意见领袖在中国试图实现中国梦，必备的先决条件之一。
中国梦，人民的梦，这是刚刚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对其任内执政理念的凝练与阐述，根据他的阐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可见，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有一个无形但却能起到决定性意义的前提：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重构，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重新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需要涵盖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诸多方面，从而能够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关键资源：以信任、自制与良性互动为基础的积极有效的社会资本。离开了这个资本，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东方社会，在不对世界体系构成负面影响与冲击的情况下，实现中国梦中所描述的美好生活，恐怕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猪投上海”，也就是上海黄浦江集中出现大量死猪尸体所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恐怕并不能够完全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意义上来进行讨论，而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第一个层面当然是现实层面，也就是这件事情本身。综合目前上海、嘉兴已经发布的消息来看，基本可以确信这件事情的发生，首先是嘉兴地区对非法地下猪肉加工市场进行的严厉整顿，切断了原先通过非法加工渠道解决死猪问题的可能；其次是因为养殖产业的低技术与劳动密集型特征，加上2012-2013年间冬天的气温异常，导致了比较大量的死猪，这一情况，在“死猪处理：一个养殖大村之痛”这篇文章里已经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体现；第三，因为目前不知道的某些原因，嘉兴当地的死猪尸体搜集以及无害化处理能力存在某种不足，于是大量死猪就漂浮到了上海的黄浦江。
第二个层面当然是网络空间，也就是这件事情在网络空间的发酵。中国网络空间的参与者，从此前的经历来看，至少在类似诸如PX事件、雾霾等事件上，基本表现出了对事情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至少对于哪里是源头，哪里是受害者，能保持相应的认知。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两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上海，而不是嘉兴，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事情本身可能透露与折射出的公共政策应对的疏忽，在其源头部分，近似被无视了；与上海、嘉兴两地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远距离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以一种娱乐、轻浮甚至是轻佻的态度，将整个事件转变成为了一个符号，创造出了“猪投上海”这样的话语符号，甚至在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用江猪水葬作为一个有趣的话语由头，去提问人的丧葬费问题。设计这个问题的记者，还专门对此做出了解释，阐述了自己的良苦用心，并对民政部长能够准确体会自己的幽默与智慧，表示了高度的欣赏与赏识。
这是令人难过和遗憾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距离中国梦的真正实现还很遥远。
从某种视角来说，如果将中国梦的建设作为全体中国人都必须为之努力的某种伟大事业，那么今天的中国，真正的挑战，不是任何有型的挑战，而是无形的思想挑战，意识形态危机，即社会意识形态被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侵蚀，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娱乐至死的精神以及公开表现出的无底限和萎靡不振，堵塞着中国通向中国梦的道路。从个体层面来看，“猪投上海”事件的出现凸显了实施抛尸行为的个体完全无视基本的行为准则，“猪投上海“这一词汇的出现，凸显了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与意见领袖以及构成这些媒体和意见领袖支持土壤的围观民众，娱乐至死的颓废精神，将娱乐、嘲讽这种原先作为批判的武器当做了批判的本身，甚至最终将此作为了全部的目的：只要能够通过嘲讽就能实现娱乐，就已经彻底足够。这种----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的堕落，如同毒品，让人上瘾而不能自拔。要实现中国梦，必须从这种糜烂的精神状态中重新振作起来。
从媒体层面来看，“猪投上海“事件的相关报道，充分凸显了无冕之王权力过度膨胀之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媒体是社会公器，媒体同样承担引领和塑造主流舆论的重任。满足于娱乐至死的精神，轻佻的创造出“猪投上海”“沙逼北京”这样的词汇，靠满足读者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引导刺激低俗欲望的宣泄，而不是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这是不负责任的黄色媒体，而不是强调社会责任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
娱乐同样需要底线。权力趋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向于绝对的腐败，不仅适用于政府的权力，同样适用于任何掌握了权力的主体，包括媒体和意见领袖。克服滥用权力的冲动与诱惑，清醒的认知权力带来的自我膨胀，理性而有节制的根据社会责任正确的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媒体与意见领袖在中国试图实现中国梦，必备的先决条件之一。
从国家层面来看，“猪投上海”是一起典型的跨界事件。无论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信息发布与应急处理方面如何高效，面对坚持拒绝提供信息甚至会自我删除此前发布消息的其他省份政府，只能通过中央政府进行复杂的协调；而且似乎中央部委还需要在中国猪肉出口等诸多复杂利益之间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协调处理。这是整体性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不均衡，不是单一局部能够单独解决的复杂问题。当将近一个星期的协调之后，相关方最终有限度的承认了最初猜测的多数事实，但对于民众和这个社会来说，说迟了等于不说，因为各种猜测与谣言已经填补了这其中的各种信息空白。这种责任，没有什么政府能够独自扛得起来，但显然，负责顶层设计，从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出发，必须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果要实现中国梦，这是无法绕开的核心任务。
“猪投上海”与中国梦的细致阐述出现在同一周，凸显了实现中国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是考验，也是机遇。所有希望实现中国梦的行为体，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才有可能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与中国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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