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8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推出时政评论《改革需要“狮子型”干部》指出，“狮子型”干部个性鲜明，不畏阻力；为人正直，敢抓敢管；能够独当一面，是驾驭全局、破题改革的中坚力量。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共因整体性腐化堕落而面临日益深重的执政危机，并且改革乏力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对“狮子型”官员的吁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然而，强调“狮子型”官员其实是推崇人治，这种做法用人之道显然并非长久和治本之策。而真正破解改革难题、化解执政危机的方法只能是外界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制度建设，包括广泛的民众参与、公开合理的选拔体制、独立运行的监督体系等。虽然有迹象表明，中共高层已经明知这一唯一路径，但是仍然迟迟不进入实质操作。长此以往，广大民众及执政党中共都要受其伤害。
文章首先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接着写道，“要重用那些政治上强、能够驾驭全局、敢抓敢管的‘狮子型干部’”。文章同时将狮子型官员描述为：个性鲜明，不畏阻力；为人正直，敢抓敢管；多是驾驭全局、破题改革的中坚力量；能干事、能成事，却往往“一将难求”。
这篇文章提到多种动物用以指代不同类型的官员，在肯定众多“脚踏实地、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式官员的同时，对“狮子型”官员予以高度称赞和突出强调，之后又批评了善于推诿塞责、文过饰非的“鸵鸟型”干部，好大喜功、自吹自擂的“孔雀型”干部和“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病猫型”干部。
文中强调，“特别是主政一方的党政‘一把手’，更需要这种‘狮子型’干部独当一面，凭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厘清千头万绪的改革任务，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分析人士认为，《人民日报》论坛的文章一向具有重要的政治指向性意义，这篇文章呼吁“狮子型”官员则体现了中共高层对党内官员提出的要像狮子一样独当一面和为改革破题的要求。事实上，这种要求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30余年来，片面化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其他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导致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增多。而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共权力与资本深度结合，导致中共党员群体性腐化堕落。由此造成中共面临着日益深重的执政危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高层已多次表态将这种危机提升到“亡党亡国”和“致命伤害”的高度，并且要求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尽管如此，中共已声明的改革包括财产公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等方面至今未打开局面，反而在新闻舆论管理等方面有了加强的趋势，反腐与改作风也遭到体制内部不同程度的抵触和反弹。在这一背景下，中共要求官员争做“破题改革”的“狮子”，也就有了更多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有分析认为，中共近代历史上也不乏此类所谓“狮子型”官员。例如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时期的朱镕基以及现今国务院副总理汪洋，都比较符合文章中“狮子型
”官员的定义。而且，这些人在任期内也的确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
不过，推崇“狮子型”官员的做法其实还是强调人治，虽然比较符合中国政治传统和中共执政习惯，但却偏离了现代政治建设要求。例如，已经被中共“双开”的原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十分符合“狮子型”官员的描述，但是却因腐败以及严重的其它违法违纪问题而落马。多位学者以及普通民众已经普遍认识到，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各方面问题来说，真正紧要和根本解决方案还是建立健全、合理和有效的用人、监督和权力制约制度。
有中国网民戏言称，中国各级公检法机关本应是三国曹孙刘的关系，但是现实中却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中共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一系列政治、社会等问题的根源。即中共强调一党执政，所有国家机构设置和运行皆以此为核心和根本准则。中共中央握有对所有中国人和事的最高决定权力，体现在基层则是地方党委书记所有对辖区内主导权力。不论是政府、法院、检察院、人大、政协，都要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各级政治和社会组织机构和人员以此实现了统一，并形成体制内外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集团体系。体制内少数人人们享有绝大多数社会资源，而体制外的大多数人却受其“压迫”和“剥削”。这也是体制外的广大普通民众对中共及其主导的政治体制最为不满之处。有观点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其实在逐步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较为全面的改革。但是在“六四”后除经济方面外均陷入不同程度的停滞，甚至是倒退，并错失了许多改革良机。如今，利益格局已经铸就，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形成且具有了十分强大的能量，中国的将要实行的任何涉及到这一集团利益的改革都将遭到极大的阻力甚至是反弹。尽管如此，对中共来说，破除这些利益集团赖以存在的不合理体制，进行刮骨疗伤式的改革已经是其挽救和维系执政地位唯一选择。
分析人士认为，大胆任用“狮子型”官员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为改革破题，涤荡沉疴腐气的效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变革和建立符合现代政治要求和民众期待的用人体制和政治运行体制。要打破体制内外藩篱，扩大和便利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
实现体制内外人的合理、有序流通。这需要更多地吸纳社会社会精英，而不拘泥于其身份和形式。与此同时，也要及时清理腐化堕落者、不能者以及无为者，也就是真正实现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另外，对权力进行制度性地制衡和约束，包括司法独立、新闻舆论监督发挥人大与政协作用等，则是更为重要的内容。这其实就是指习近平曾经郑重强调，并被中共体制内媒体广为报道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些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一种被制度化的正常的政治内容，也应当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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