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九大的召开，是他“领导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九大的成果使他发动文革的政治初衷如愿以偿：其一，在组织程序上搬掉了刘少奇在党的权力核心中的政治势力，清除了向他夺权的心腹之患；其二，在党内奠定了他关于无产阶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树起了他的思想理论路线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其三，实现了党的最高权力核心中政治力量的新组合：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拥护”、“紧跟”他的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成为他的“法定”的接班人，而林彪的“人马”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马”在党的核心层已占绝对优势，且两者“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如此，剩下来的事就是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乘胜前进了。
但是，毛泽东并不糊涂。他清醒地看到，从1967年1月开始夺权、费尽周折历经20个月才建立起来的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临时性的政权组织，它缺陷多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极为脆弱，是无法担负起繁杂长久的社会行政管理职能。它军政合一，高度集权，成分却极不稳定，缺少集权政权所必须的粘合力和持续性。
这样的临时政权是由三种成分组成的。其一，军队代表，这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一方面，军人行政，不能持久；另一方面，军人掌权，历来大忌；其二，所谓革命群众代表，实际上是造反派。这是一种最不稳定、最混乱、变数最大的成分，不仅因为各地造反派之间为争夺革委会的席位已打得不可开交，而且这部分成分缺乏必要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尤其缺少行政管理必备的素养知识和经验；其三，革命干部的代表，这是革命委员会中最稳定、最富管理经验的成分，也是最有政治前途的成分，但他们往往成为争议、矛盾甚至政权内部冲突的引线和焦点，因为无论哪一派解放或拥戴的“革命干部”，都或多或少和党内的“保守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这种成分混杂且没有粘合力的临时政权组织要承担起正常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必然还要经过进一步整合、磨合甚至演化、分化。怎样演化，朝哪个方向演化，却是世事难料，前途未卜。但为了控制局面，毛泽东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做：其一，尽快地恢复各级党组织，迅速结束革委会集行政、党务于一身的局面，各级地方党委的成立，将大大减轻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负担，使其能够专心行政，而各级党委又能分担重大社会管理职能的指导、决策任务，形成两条腿走路的格局；其二，重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机构，有一个健全的大脑和心脏，地方的事就好办了。
鉴于原中央政府的领导机构虽在勉强运转，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已人事全非，要重建，要进行新的人事安排，就必须考虑它的合法性，考虑它的“名正言顺”，这就必须走宪法和法律程序。这样，恢复权威的立法机构及其职能便成当务之急。因此，九大召开以后，毛泽东一方面加快实现他的“打出一个党来”的承诺，马不停蹄地在全国范围内整党，恢复各级党组织，另一方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召开四届人大提上议事日程。1970年3月8日晚，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及在四届人大前夕先召开九届二中全会的指示。毛泽东这个指示中有一点非常反常，即在九届二中全会或四届人大还没召开的情况下，他就率先对国家体制的变更问题提出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当时与会者并没有领会到毛泽东这个提议的深意，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却引起了林彪莫名的兴奋。当晚，叶群回家后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下午，叶群就打电话给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议高兴得很。林彪说，他赞成设国家主席，还是要毛主席当我们的国家主席。
过了两天，叶群又当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讲，林彪亲自两次给主席那里打电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还是建议设国家主席好。党、人民、军队都希望毛主席当我们的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不设国家主席，人民也会提出来，要毛主席当我们的国家主席。以为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本人的谦虚，或者是毛泽东想当国家主席而故作姿态。正像袁世凯称帝时千推万却，坚辞连连，是多少心腹、奴才死死劝谏、请愿拥戴，他才首肯“登基”。林彪的思路不无道理，试看中国皇权时代的历朝历代，像袁世凯那般想做皇帝而又使劲作秀的皇帝不知凡几。然而，此帝心也非彼帝心也。中国皇权时代也有这样的政客，视做皇帝为放在炉火上烤。林彪毕竟是一介武夫，他以为一味地献媚、讨好便是万应灵丹，而这一次，他是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是真心的，他也的确不想当这个国家主席。建立新的中央政府机构，触及到最敏感的问题就是人事安排问题。所谓人事安排，实质上就是自九大以后毛泽东面临的第二次中央权力再分配。九大上，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安排保持了相对的平衡：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中都占了多数，他们之间的力量也基本上旗鼓相当，林彪集团因为林彪当了二把手、成了接班人而略占优势。虽然两个集团在九大上因共同的政治利益还能联手对敌，还能相安无事，但共同的敌人清除以后，在权力上的利益分野会不会使这两个集团卷入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呢？
毛泽东是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的，但这样的政治分野又具有必然性，中国数千年的权力斗争中似乎还没有逃逸这种规律的范例，况且两者之间的龃龉和磨擦已经开始出现。（如在九大的选举中，林彪、江青各自私下活动，互相拆台，使江青、叶群都少得了几票。1969年9月，林彪在江西视察时公然提出“小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并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社论和文章，江青集团则以批判文艺复兴作为反击。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第400页）因此，如果设国家主席，那么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势必成为两个集团争夺的对象，掀起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其结局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且弄得不可收拾。不设国家主席，是保持目前两派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相对稳定、相对合作的权宜之计。但是，不设国家主席，还蕴含着毛泽东更深层次的思考，尤其反映了他对自己“接班人”的矛盾、戒备心理。其一，他已经有过选刘少奇当自己“接班人”的教训。把刘少奇推上国家最高权力位置，是他的主意。但正是刘少奇占据了这个位置，使他羽毛渐丰，逐步摆脱了自己的控制，最后成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无论现在的接班人情况如何，毛泽东都不愿再走历史的老路。当初，刘少奇不也是因拥护他的思想而得到他的信任的吗？
其二，如果设国家主席，首要人选当然是林彪。即使这个国家主席暂时由他毛泽东兼着，最后还是要落到林彪手中。让江青集团中的人当国家主席，不妥。如果党内的最高权力者（指已成了他的接班人的林彪）和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者之间没有共容性、互通性甚至继承性（如当初他和刘少奇之间
），而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派系，则在这个国度里迟早要导致政权分裂甚至内战。而对于林彪，毛泽东则猜疑重重。首先，林彪属于那种没有思想、不讲原则、一味溜须拍马的“权臣”，如历史上的赵高、和坤之流。而这样的权臣不是对权力有政治野心，就是贪财、贪色。早在1966年林彪那篇震动朝野的“五一八”政变经，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不安，之后林彪在军内一系列的夺权行为，心狠手辣，贪得无厌，毛泽东虽然容忍，甚至不时怂恿一下，但已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林彪觊觎的是党内最高权力，这已经毫无疑义。
至于这个人对他毛泽东的所谓忠心是真是假，对他毛泽东是否还有政治野心，甚至会不会背叛他，这虽然还是个未知数，但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对选林彪作接班人已有悔意。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愿意再为林彪设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以免养虎贻患。其三，林彪是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取得毛泽东信任的，尤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对毛泽东的鼎立支持，使毛泽东没齿不忘，刻骨铭心。而之后林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的造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初毛泽东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主要是在党内铲除刘少奇势力的需要以及他在党内重建绝对威信、绝对权威的需要，至于个人崇拜本身，清醒的毛泽东是拈得出它的真正分量和价值的。毛泽东在1966年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已经表明了这种清醒。因此，当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基本实现时，他对个人崇拜便开始表现出厌倦。在1967年、1968年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多种场合流露过这种厌倦。而九大把刘少奇的问题定为“铁案”之后，已去掉心头之患的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已失去了兴趣，他的精力已转移到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创建和实践上，转移到如何在他身后依然保留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思考上。
这种微妙的变化，导致了林彪集团和所谓江青集团的分量在毛泽东天平上的变化。武将打天下----刘少奇势力已铲除，林彪集团的作用已逐渐式微；文臣治天下?----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毛泽东必然更倚重于对他理论思维的形成有重大建树的党内理论家。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赞赏（在一次关于林彪身后接班人的谈话中提到张春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第400页），已表明了这种倾斜。问题是，林彪并没有看出毛泽东思路的这一变化，他依然执迷不悟地把个人崇拜当成取悦毛泽东的万应灵丹，以为一味的肉麻吹捧，仍是取得毛泽东信任的不二法宝。这种违逆毛泽东本意的愚蠢是导致毛泽东天平迅速向“江青集团”倾斜的主要原因。从是否设国家主席和所谓“天才”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集团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这条主线。
3月下旬，在宪法修改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组长康生、小组成员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修改宪法时要把人大常委会只设主任委员，不设委员长，不设国家主席等内容加进去。林彪得知后，更加冲动，于4月11日深夜口述了他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的建议：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泽东兼任。这样作对党内、党外、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毛泽东对这个建议作出如下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在四月下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这一次，他引用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认为这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的典故，表明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并非所谓伟大的谦虚，也并非故作姿态。（见纪希晨《尘封岁月》第364页）
毛泽东如此鲜明如此坚定地表明自己不设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的观点和决心，林彪为什么执迷不悟，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设国家主席、并让毛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呢？对于一贯善于揣摩毛泽东心理的林彪，何以愚蠢迟钝到如此地步呢？这似乎是一个难解之谜。目前官方对这一段历史解释的结论是一致的，这就是林彪自己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这个结论并不错，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叶群的一席话道破了天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林彪身体差，林彪和毛主席相比，相差很远，拖不过毛席。
如果在最近几年不让副主席接班，那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同上，第366页）叶群这番话的意思，好像是说林彪的身体拖不过毛泽东，说不定毛泽东还没交权，林彪就“拜拜”了。因此不如捞个“现”的，趁现在身体尚好弄一个国家主席当当，过一把国家元首的瘾。
至于林彪心里是否真是这样想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从当时林彪集团所处的微妙的政治局面来看，事情恐怕远没有叶群所说的那样简单。林彪执意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心意可能是真的，他暂不当国家主席、甚至连副主席也不当的想法也可能是真的，他以坚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来取悦毛泽东、以便取得毛泽东进一步信任的目的也可能是真的，但是，林彪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当国家主席。当然，或许并不像人们猜测的那样他急于当这个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而是千方百计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保留下来，写进宪法，只要实现这一步，国家主席将来就非他莫属。那么，既然林彪并不急于当国家主席，只是想保留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他为什么如此固执如此急不可耐地反复坚持设国家主席呢？这和林彪集团当时颇为尴尬的政治处境有关。其一，中共九大上，林彪虽然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虽然实质上集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名义上只是党内的最高领袖，林彪作为接班人只是接党内最高领袖的班而不是同时接国家元首的班。当然，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一般来说党内的最高领袖都集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要看人而言。正像中国封建时代的皇权名义上都是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但落实到具体皇帝身上，情形就大相径庭，只有极少数皇帝能像毛泽东那样集国家的所有大权于一身。林彪即使某一天接了毛泽东班，他是否能同时顺利接下国家元首的班，那就很难说了。
其二，就当时而言，林彪只是在军队中掌了军权，他的政治力量都集中在军队中。在党内的力量他们至多只占到三分之一，另外的两支力量一支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其拥护者，还有一支是所谓“保守派”。这两支力量在九大以后都成了林彪集团的对立面。至于在国家政权和中央政府中，林彪集团几乎没有染指，更不要说在其中培植什么政治势力了。林彪的威信、根基当然没法和毛泽东相比，且在党内、军内树敌甚多，一旦他哪天真的接了毛泽东的班，能否控制得了局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此，林彪这个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独腿接班人，毛泽东把军权给了林彪（实际上有所保留，比如说军队他毛泽东怎么只是亲手缔造，不能直接指挥啦），又给了三分之一的党权，但政权却一点不给，这不是独腿是什么？
你让林彪接班，却让他对国家的行政大权、立法大权、司法大权毫无染指，他的这个班怎么接？他怎么能作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处理国家大事？实际上，如果毛泽东真心要把林彪作为自己接班人培养，从常理说他就应该好事做到底，为林彪装上另一条腿，让他当国家主席，或者为他留下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结果出人意料之外，毛泽东突然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并多次坚持，这就是存心不给林彪装上另一条腿了，存心看他独腿跳舞，轰然倒地的必然结局了。林彪敏感且聪明，他岂能看不到这个结局？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拼死一搏了。林彪当然清楚，在毛泽东面前和他争宠、并成为他染指国家权力的最大障碍的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筹备四届人大和九届二中全会的过程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两个基本问题上的分歧日趋公开化了。在是否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持毛泽东本人的立场，主张按毛泽东的意见不设；这和林彪、叶群、吴法宪的意见恰相反；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即毛泽东的天才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却微妙而耐人寻味。
1970年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讨论宪法时，康生、张春桥突然提出在宪法序言中把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段话中的三个副词去掉。张春桥言之凿凿地说：“我估计，写上了，毛主席也会把它删掉！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说，这么说，赫鲁晓夫也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敢出此言，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他们事先得知毛泽东在审查九大报告时，曾亲自删去这三个副词。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之前曾多次表示他对个人崇拜已厌倦，如1967年夏在视察武汉时就对林彪的“四个伟大”冷言相讥。
康、张两人显然从中猜到了毛泽东的某种思想动向：删掉三个副词不仅表明了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而且表明了他对林彪集团继续以这种方试取悦他的不满和猜疑。康、张这个提议往深处说，不仅仅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心态，恐怕还是为林彪集团设下的一个陷阱。果然，草包吴法宪当即跳了起来，他高声嚷叫：我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讲过这个话。毛主席什么时候讲过这话？对什么人讲的？在什么情况下讲的？我也不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提法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写的，是中央讨论通过的，并不是哪个人的。你们是中央同志，这样捅出去，往下传，让下面该怎么办哪？究竟以后还喊不喊，叫不叫，说不说这类话啊！现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面对吴法宪的反驳，张春桥一声不发，康生则连声附和：好，写上，写上。康、张的狡猾就在于，他们并没把毛泽东曾亲手删去三个副词的真相告诉吴法宪，而以十分暧昧的态度怂恿吴法宪的愚蠢和嚣张，并留下了“破绽”或诱饵，让对手一步一步走近深渊。果然，林彪视康、张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暧昧和退让为胜利，称赞吴法宪“立了一功”。
林彪、吴法宪都是一介武夫，叶群的野心和狂妄和江青难分伯仲，他们自以为只要一味吹着捧着抬着毛泽东，就肯定没有错。历史上哪个帝王是不喜欢让人宠着。而康张二人居然否定毛泽东功绩的三个副词，否定毛泽东是天才，否定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的愿望，这不正抓住了他们对毛泽东大不恭的软肋，可以借此做一番大文章吗？于是，一个是天才问题，一个是设国家主席问题，便成为林彪等人发向江青集团的两颗重型炮弹。在林彪、吴法宪、叶群这帮人看来，这也是进一步取悦毛泽东、取得毛泽东信任、挑拨毛泽东和江青集团的关系的天赐良机。
按一般人的正常思维，林彪等人的想法并不错。你向一个帝王一味表达你的崇拜之情、仰慕之情、五体投地之情，或你向这个帝王一味坚持你拥戴他拥有至高无上和全部权力，这个帝王再怎么冷酷无情，总不对你反目成仇吧？然而，林彪想错了。如果你的吹捧、你的献媚不包藏着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野心，毛泽东也许会对你情有可原，网开一面，可惜，毛泽东此时却偏偏怀疑他的吹捧不怀好意，是另有所图，他吹捧得越起劲，毛泽东就越反感，越警惕，越猜疑。
其实，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坚持不当国家主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深想一下就会明白。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已达顶峰，他还要当这个国家主席干什么？他还要那些虚名干什么？弄不好就是为他人做了嫁衣。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说白了就是冲着林彪来的，就是想让这个“接班人”当不成国家主席，就是不想让他染指国家政权。8月15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宪法草案被“顺利”通过，康生、张春桥没有再提出争论，这一轮较量，林彪集团占了上风。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会会在庐山开幕。会前，林彪突然要求在开幕式上讲话。讲话中，林彪在夸赞宪法草案的“灵魂”（即奠定毛泽东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地位）的过程中趁机提出了他的天才论，向江青集团公开挑战。
当晚，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吴法宪首先建议，要会议讨论林彪的讲话。讨论时，与会者纷纷表态，说林彪讲话很好，抓住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借拥护毛主席是天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来赢得不明真相的与会者的支持，这本来说是预料中的事。8月23日晚的“投石问路”果然证实了这一点。
下一步，就是在各个小组讨论中点火，借“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在与会者中进行挑拨，从而把火烧到康生张春桥等人身上。24日清晨，叶群作了精心部署，并向同党们交代了策略。24日下午，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中首先发难：在吹捧了一通林彪对毛泽东的忠诚后，挑拨说：“现在有人偏偏说，不要再提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了。”果然一提有人“贬低”毛主席，小组会上顿时群情激愤，大家定要吴法宪说出贬低毛主席的人是谁。吴法宪趁机卖了一个关子，为难地说，“你们不要查了，不能讲名字，我不能说”。似有难言之隐。华北组上，陈伯达一马当先，直捣张春桥。他很“恶毒”地说：“现在竟然有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是经过很多斗争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中南组上，叶群声泪俱下，说出了那一段“千古名言”：“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也作了类似的发言。25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出笼，简报称，华北组一致通过决议，坚持设国家主席。这个简报对林彪集团无疑是一针兴奋剂，使林彪叶群等人欣喜若狂。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了一状，事情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毛泽东当即决定，立即停开小组会，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各大区的组长参加会议。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和各小组讨论的情况，说出了一番十分尖刻的话，使庐山会议的局势发生急剧逆转。
他不点名地批评了林彪：“有人说我一句顶一万句，谁说的？能相信吗？实际上我的话不算数。比如，不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我的话半句也不顶用。如果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两次，该顶两万句，那就没有这回事了嘛！说明还是不顶事。陈伯达才一句顶一万句呢！”谈到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竟作出了这样的比喻：“他们还把我放在街头，零上几十度，热得要死，零下几十度，冻得要死。他们在家里睡觉，叫我在街上站着，好不残忍。”
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是有深意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为笼络林彪集团，毛泽东关罗瑞卿，反击“二月逆流，抓杨余傅，选林当接班人，树敌甚多，积怨甚深，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但林彪仍不满足，仍然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所谓设国家主席，实质是为林彪而设，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做人梯。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是作了他人打鬼的钟馗。这种费力不讨好、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以毛泽东的个性，做一次两次尚可，但如若一而再、再而三，永无止境，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干的。看到林彪集团在庐山上竟为此掀起如此惊涛骇浪，林彪急于当上接班人的勃勃野心和急切心情已一目了然，回想这一切，对“君权”极为敏感的毛泽东已是气急败坏，怒火中烧。偏偏有人这时不识相，冲着毛泽东满腔的怨火浇油。老夫子陈伯达竟敢接着毛泽东的话茬坚持道：“我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要弹压这场政治风波，毛泽东正愁没靶子。而陈伯达这头呆头鹅正好把自己作为靶子送过去。
这一下，毛泽东可以对准靶子开火了：“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说着，毛泽东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也劝你，不要当这个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根据毛泽东的态度，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且责令陈伯达检讨。陈伯达成了林彪集团的替罪羊。林彪集团在庐山掀起的这场风波前后，大名鼎鼎的陈伯达为什么改换门庭投靠林彪集团，为什么对毛泽东真实政治意图的揣摩如此愚钝如此谬误，以他作为毛泽东秘书和毛泽东长期相处的身份，是绝不应当铸下如此大错的。正是陈伯达性格上的怯懦、内向、优柔寡断和投机心理，以及对政治斗争权术的一知半解、自作聪明，使他致命的失误仅产生于一念之差和一步之遥。请看陈伯达因为愚蠢是怎样一步一步滑进自己踩出的泥潭的。
8月13日下午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康生、张春桥和吴法宪等人发生了那场争执后，陈伯达恰逢接电话没有听到。散会后吴法宪等到陈伯达说明了双方的争执，陈伯达连想都没有想就约吴法宪到他家密谈，做出了投靠林彪集团的重大决定，并向林彪表示效忠。8月21日，林彪等人刚上庐山，陈伯达就和林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密谈。23日上午会议开幕前，陈伯达又去林彪处密谈。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提出的那一通“怪怪”的讲话，据陈伯达后来自己交待说，他当时也感到唐突和怪异：觉得林彪“态度完全反常”，“讲起来东拉西扯，语无伦次”。交待中说：“散会以后，我本来应该直接到毛主席处，提出对林彪发言的疑问之处。但我没有这样做，却匆匆赶去问林彪本人，问他的发言，是否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了假话，诓骗了我。我愚蠢之极，竟深信不疑。”陈伯达这番话中究竟有多少是真话，不得而知。但有两点是值得推敲的。第一，林彪的讲话也许令陈伯达感到语无伦次，杂乱无章，辞不达意，但林彪讲话的大致精神和政治意图，他应该是事先了解的。在会前的两次密谈中，林彪即使不告诉他自己准备抢先发言，也会向他透露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准备进行的行动。
第二，根据陈伯达的性格、心理素质和政治经验，散会后即使他觉察到林彪讲话不对劲儿，他也不敢直接到毛泽东那里问个明白。因为此时他已经秘密投靠了林彪集团，心里有鬼，他只能跑到林彪那里打探林彪讲这番话有没有和毛泽东通气，以求得安慰。而林彪要在开幕式上讲话也的确和毛泽东打过招呼。陈伯达说林彪诓骗了他，完全是一种避重就轻、推御责任的说词。陈伯达从林彪处吃了定心丸后，不免得意忘形，转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住地，讲了普希金那个著名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把江青比做了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
就在这次“畅谈”中，邱会作提出要陈伯达找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关“天才”的语录，以便配合学习讨论关于“天才”问题的讲话。陈伯达有求必应，当晚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从马列原著中查找有关“天才”的语录，一共找出了7条，逐字用电话向邱会作传达。邱会作欣喜若狂地打电话给吴法宪：“胖子，这七条‘天才论’语录，可是有力的武器呀！”24日华北组的讨论中，陈伯达的发言直击张春桥，火力猛，打得准，深得林彪赏识。（以上资料均摘自纪希晨《尘封岁月》庐山风云一章）而惟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公然提出设国家主席，陈伯达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25日下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痛斥“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提议，陈伯达自知覆水难收，大祸临头，竟一改平时在毛泽东面前忍气吞声、唯唯诺诺的态度，勃发起“书生意气”来了。 他对毛泽东那番“愚蠢之极”、飞蛾扑火般的顶撞，立即把他送进了万丈深渊。
陈伯达的倒戈富有戏剧性，也有必然性。分析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陈伯达身为文革小组组长，在小组内却人不人鬼不鬼，既受康生的排挤，又遭江青的白眼，还时常受毛泽东的敲打训斥，弄不好就成了别人的替罪羊，陈伯达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处处事事看别人眼色，处境十分尴尬窝襄。但陈伯达毕竟是一介书生，也有书生意气，改换门庭，投靠林彪，也有对江青康生等人抗争负气的成分；
其二，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对毛泽东的了解并不透彻，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权术和政治谋略，陈伯达始终无法参透，雾里看花。因此，毛泽东选林彪为接班人，使陈伯达误认为毛对林已是绝对信任，林接毛泽东的班已成铁案。尤其是林在“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一味奉迎毛泽东，在陈看来只会取悦毛泽东，不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基于这样的判断，他为林彪集团干得十分卖力，而对毛泽东在国家主席问题上和“天才”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微妙变化和真实的想法，陈伯达却毫无察觉，一无所知。
其三，陈伯达致命的性格弱点，就是怯懦、内向、不善言辞、不善交际，尽管他性格的另一面又有狂妄、冷酷、阴沉、投机的成分。这种复杂的性格使他畏惧毛泽东而不敢与其沟通，他不具备和“帝王”巧舌如簧、沉着应对、畅言交流的心理素质和语言能力，更不具备揣摩帝王心理时机敏过人、“对症下药”、“正中下怀”的“慧眼”和智慧。正是这种“不善沟通”，使陈伯达虽跟随毛泽东多年，但“君臣”之间总是心有隔阂，不甚投缘，而陈伯达时常对毛泽东心理的胡乱揣摩而屡屡出错，使毛泽东十分恼火和尴尬，旷日持久，君臣之间生出龃龉和猜疑便是难免的了。
以往陈伯达出错和干蠢事，毛泽东除严加训斥、当面让他下不了台外，还尚可原谅。但庐山会议前后陈伯达的“出色表演”，却使毛泽东忍无可忍，下决心和这位跟随自己多年捉笔操刀的文臣彻底决裂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毅然决然把陈伯达拉出来当牺牲品，大抵有如下几种因素。一、当初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组建中央文革时，毛泽东就是用清一色的文人作骨干。后来中央文革分化的最终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搭中央文革班子的政治意图。中央文革在毛泽东的设想中，应和林彪的军人集团有根本的区别。中央文革小组应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秉承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思想内核和哲学思考，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赖以不断延续的灵魂、思想能量和内驱力。因此，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成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把毛泽东精神世界对中国大地的统治永远继承下去，延续下去。毛泽东很清楚，要实现这种梦想，光靠林彪那种对他个人一味吹捧奉迎的个人崇拜，是不会长久的，是像肥皂沫一样，终要破灭的。毛泽东的理想大厦，是需要坚实的思想、理论、精神、哲学支柱支撑和延续的。而林彪这样的军人集团，是根本无法实现这种支撑的。在这一点上，他只能把希望押在文人身上。而在这种寄托中，毛泽东把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军”人物，显然是看中了陈伯达“传袭毛泽东思想衣钵的党内理论权威”这块牌子。毛泽东对陈伯达寄予厚望，正像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文字理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上立下汗马功劳一样，毛泽东期望陈伯达继续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新的思想观点整理升华，完善光大，形成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境界的理论体系。
然而，毛泽东的期望落空了，文化大革命中，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仅在实现毛泽东政治意图的过程中左支右拙，屡屡出错，而且在理论建树上也远远比不上张春桥和姚文元。
如今这样一个党内重量级“理论权威”、曾为奠定“毛泽东思想”衣钵捉笔操刀、立下奇功的“老夫子”居然改换门庭、卖身投靠，从中央文革小组“跳槽”到林彪的军人集团，并且在“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这两个毛泽东其时最反感的问题上为林氏集团提供理论炮弹，这是毛泽东万万想不到、也万万不能容忍的。
二、陈伯达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党内权威的理论家。九大以后，鉴于江青、林彪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磨擦渐次展开，毛泽东为保持政局的稳定，不得不在维系两派政治力量对比基本持平的基础上进行平衡。期间，毛泽东已开始注意钳制林彪集团对中央核心权力的觊觎和蚕食。去掉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评价的三个副词，正是对准林彪集团理论上的软肋击上一掌，而提议不设国家主席则是遏制林彪集团染指国家政权的致命一着。这样，在掌控和权衡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时，毛泽东为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但是，陈伯达的倒戈，却打破了两派的平衡。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权威理论家的陈伯达加盟林彪集团，无疑使林彪集团如虎添翼，江青集团遭受重创。因此，从政治上搞掉陈伯达，是维系两派平衡、继续遏制林彪集团势力的明智之举。三、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袭击变生肘腋，令毛泽东猝不及防。粉碎这个突然袭击，是保持党的暂时统一的必由之举，而在粉碎这个突然袭击的同时而不“端掉”直接当事人，也是维系全党、全军、全国政治稳定的权宜之计。林彪刚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掌握着军权，他的政治势力在党内即使不占半壁江山，也雄踞一隅，他在全国、全党、全军的政治威望仅次于毛泽东，庐山会议上把他及其势力搞掉，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也办不到。两难之中，好在跳出了个陈伯达，把他作为靶子，既能“名正言顺”地粉碎林彪集团的突然袭击，又不至于对其“伤筋动骨”，既是对林彪集团的严厉警告和有力遏制，又能留给林彪“脸面”，以维系党的统一和稳定。
8月31日，毛泽东在吴法宪送交的关于陈伯达整理马恩列斯的“天才论”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的批示，把多年来对陈伯达满腹的不满和怨愤倾泻了出来，原文录下：“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在天才问题上，毛泽东写道：“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得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尘封岁月》第376至377页）这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彻底决裂的宣言书。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注定难逃此劫。事发后的几天，陈伯达不仅受到江青集团的责骂、讥讽、唾弃，受到康生、周恩来的严厉追查和无情批判，而且被他投靠的林彪集团落井下石，卸磨杀驴。陈伯达四面楚歌，八方受敌，惶惶如丧家之犬。而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对他的诛心之论，则为陈伯达在党内几十年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句号。
陈伯达的悲剧，值得说上几句闲话。如果把陈伯达比做皇帝身边的文臣，平心而论，他对毛泽东并无二心。对于变幻莫测的“帝心”，他也想揣摩透彻，曲意奉迎，但往往总是辞不达意，弄巧成拙。他的理论功底是厚的，他的文笔和才华是出众的，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比较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所作的贡献是大的，付出的心血是多的。他的悲剧就在于不谙“圣心”，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说他是其真理的代表。恰恰相反，毛泽东建国以后无论是思想路线和政治实践，其核心都是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从理论的意义上说，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的。
比如对他的个人崇拜，不正是毛泽东一度欣赏和支持的吗？可见，无论毛泽东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在党内都能自始至终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代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化身，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掌握着全国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至此，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开了这样一条“马列主义”先河，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最终解释权，掌握在党内最高领袖的手中，就是说，在党内谁的权力大，他代表的“马列主义”真理就多，谁掌握最高权力，谁就能在他的任期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这个逻辑对长眠地下的马克思本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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