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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陕粤狼烟四起 十八大后群体性事件再次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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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7月17日,湖南省临武县一名瓜农被城管围殴致死后抢走尸体,大量普通民众聚集与警方产生激烈冲突。据悉,之前在陕西省神木县以及广东省江门市以及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等地也分别爆发了不同形式但为数甚众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观察人士指出,自本届中共领导集体上任以来,经过2013年5月份密集产生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后,中国各地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期。而且与之前相比,最近发生的这些数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并未出现民粹主义暴力行为,因而凸显了当下中国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普及和增强,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理性和决心。另一方面,在团派政治明星汪洋和胡春华先后主政下的广东也日渐形成了应对群体事件的“广东模式”。

据悉,7月17日湖南瓜农邓正加夫妇在郴州临武县路边摆摊卖西瓜,与当地城管发生争执,邓先生被群殴致死,其妻也被打晕。当日晚,该县县长贺遵庆等人率领数百名壮志武装警察,手持电棍、伸缩式警棍、盾牌等冲锋至人群中抢尸,并高喊“不让路的就死”,与普遍民众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在造成多名群众流血受伤后,官方从群众护卫下夺得邓正加尸体,之后辩称是协助家属运送遗体,并否认打死瓜农。与此同时,大量当地民众拉起 “临武城管禽兽不如 天朝还我法制”等横幅上街游行示威。

而在此前,陕西省神木县也爆发了一场数千人规模的群众游行。据消息称,事发原因是神木经济陷入困境以及当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在此间任职的县委书记雷正西被认为民间应负主要责任。不过雷正西不仅未受任何罪责,近期反而被传将要另赴他地高升,引起民众极大不满,因此怒而上街。另外,民间社会一向十分活跃的广东近期也连发了两起上街游行事件。此前,国企中核集团原计划在广东省江门市建设一座核燃料加工厂。因对该项目安全性不放心,自7月12日始,近千余名群众连续三天上街游行,直至当地政府出示红头文件明确表态不批准该项目。在此后的7月15日,广东省花都区狮岭镇万余名民众也举牌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选址狮岭镇建造垃圾焚烧厂。据称,该焚烧厂原拟在花都区汾水林建造,后因当地居民反对被改为了狮岭前进村。

有观察人士指出,其实除湖南、陕西、广东外,近期在四川、广西等地也出现了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群众聚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5月份,云南昆明、上海、四川成都、广东深圳、江西弋阳等地也发生了多起不同原因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当时原中共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还发表了应景之作《中国会发生革命吗?》,引起各界关注。因此可以认为,7月份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出现的第二波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期。

据数据显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呈急剧增多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约几千起,1994年首次突破1万起。到世纪之交,群体性事件开始持续快速增长,1998年突破2万起,1999年突破3万起,2001年突破4万起,2002年突破5万起,2003年接近6万起。2006年以后,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直都维持在9万起以上。在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事件规模越来越大,参与人数已由过去的每年几十万人增加到现在的每年数百万人。

通过综合分析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均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且都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受损或得利极少阶层。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尽管缘由各异,但其矛头大多指向基层政权或其中各别领导。近期随着环境污染和破坏触目惊心的程度,针对环保方面的群体性事件比重逐渐增大。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近期出现的这些群众聚会甚至是游行活动均未出现民粹主义式的过激行为。

尽管湖南事件中民众与警方产生激烈冲突,但是没有如之前群体性事件中经常出现的打砸抢等暴力事件。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官方管控能力的加强和民众对公权力的妥协或畏惧。而从陕西和广东的三起事件中也能发现参与者行为的理性、克制,以及和平的意愿和决心。由此也彰显了中国公民权利和法治意识的进步。

有观点指出,对于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中共官方的应对方法经历了从“堵”到“梳”的缓慢转变。“堵”即是通过政法系统中的公检法体系、武警、劳教制度等整套合法或非法公权力组织架构,强制迫使当事人接受不公平(或自认为不公平)的现实,接受利益受损(或自认为利益受损)的现实。此次湖南城管杀人后当地官方迅即组织警察等武装力量暴力抢尸并百般辩解袒护的行为,就体现了这种“堵”的思维。

而“疏”的具体内容很多,最核心的一条是慎用警力、加强调解。具体做法有几点比较突出:一是让步,尽量满足群体性事件当事人的一些权利要求;二是让利,“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三是问责,对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相关领导人追究领导责任和法律责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注意建立健全调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用。

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外人称道的便是当前日益成型的“广东模式”。2011年发生的乌坎事件便是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调解下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如今其继任者胡春华再接再励。中核集团核燃料项目因民间反对而搁置便是一次体现了官民协调的具体做法。近期广东还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建设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及考核办法》。《羊城晚报》报道说,该考核办法首次把群体性事件纳入其中,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多,相关官员的得分则越低。尽管有部分体制内官员和学者对此提出部分质疑,但是该规定的出台对于解决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和官民冲突,以及保障广大民众权利无疑会直至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这场十八大后第二轮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期,与中共新领导集体当下正力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外界所称“整风”出现时间有所重合。这些群体性事件无疑与这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成极大反差。另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曾作出“基层干部是中共执政基石,其中大部分是好的,要关心爱护,防止他们被污名化”的批示,这也显示出他本人对中共基层政权的态度。由此观之,至少目前来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当局的治理思路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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