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发文章自问自答，问：“宗教与政治，达赖能做切割吗？”答：中国政府不可能对“宗教上的达赖”与“政治上的达赖”作出什么切割。把整体的达赖分成宗教和政治两个部分分别对待，在实际上也根本办不到。整篇文章将矛头指向素来将宗教事务政治化的达赖身上。
这篇题为《宗教与政治，达赖能做切割吗？》的文章，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所撰。文章指出，十四世达赖日前在拉脱维亚会见部分议员时表示，“拉脱维亚曾遭受过苏联和德国的统治压迫，应继续帮助和支持西藏等至今仍遭受压迫的民族”。朱维群认为，达赖的此种言辞，是公然把中国比作原苏联和纳粹德国，把中国西藏比作有待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不仅是对历史的蓄意歪曲，也再一次表明其顽固的分裂主义政治立场。
在中国，宗教事务是与政治区分开来。中国相关政策规定，宗教只要是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就可以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政府也不去干涉其团体内部事务。不过，西藏因为政教合一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宗教事务在极个别“有心人士”推动下，“西藏问题”被达赖在宗教信仰的外衣下，渲染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2011年达赖高调宣布“退出”政治后，不断有一些人声称达赖“结束了达赖喇嘛制度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从政治回归宗教”，从此“不存在任何恢复政教合一的愿望”，因此中国政府不应当再反对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同时应当使西藏在宗教领域对达赖开放。然而实质上却是达赖将政治目的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进而先退”之策。
这两年多来，达赖在国际上频繁活动，宗教活动寥寥可数，而其宣讲的却是“西藏独立有它的根据和道理”、“中国侵略并高压统治西藏”、“中国的强硬政策遭遇彻底失败”。除了这些有关中共对西藏政策宣讲外，达赖还就钓鱼岛问题称“（中国）大陆实施反日的极端教育”，挑唆印度“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带散布各种古怪的谣言，几无一日停歇。特别是6月15日达赖在澳大利亚称“唯有我才是海内外藏人的真正领袖，而包括伪政府、伪议会头目在内的其他人都不能代表藏人。”以至于美国媒体惊愕评论：“这项谈话与他以往‘退休’之类的话背道而驰。”
朱维群还举例称，最能表明达赖贯于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莫过于其对待一度发生于国内川、甘、青交界处的自焚事件的态度。一方面，达赖撇除自身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以身作则”参加“绝食活动”支持自焚；再者，对于信奉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他表示“这些自焚者是为了佛教”。达赖的这些行为不仅完全背离了佛教珍爱生命、反对杀生的基本教义，极大败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而且也凸显了达赖“退而不休”、贯彻其“中间路线”，以宗教信仰力作为其达到政治诉求的工具。由此可见，自达赖宣布“退休”以来，达赖集团“修改”后的“宪法”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全方位强化了达赖的政治权力，规定达赖对“保护和发展西藏人民的福祉、道德品行和宗教文化，解决‘西藏问题’，负有指导、教诲、鞭策的责任”；可以“自行或根据请求，在西藏民族、社会和政教等方面的重大事务上对议会和噶厦进行指导”；“代表流亡机构和西藏人民同国际要人进行会谈，解决‘西藏问题’，继续任命驻外办事处代表和特使。”这个集团举凡政治决策、行政运作、国际活动、重要人事任命，仍然牢牢把握在达赖手中。
早在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7月8日至9日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调研时就呛声达赖，称其频繁发声不符合中国的政教分离政策，达赖以“大藏区高度自治”为目标的“中间道路”，是同中国宪法、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对立的。
在如此明确的中国相关政策下，达赖依旧我行我素，其司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
文章分析称，半个多世纪来，宗教始终被大爱用来充当动员、组织、实施分裂主义政治活动的工具，也始终是骗取国际同情的资本，达赖根本并未切割宗教与政治。中国政府不可能对“宗教上的达赖”与“政治上的达赖”作出什么切割。把整体的达赖分成宗教和政治两个部分分别对待，在实际上也根本办不到，其结果只能是给达赖集团利用宗教渗透西藏、搞乱西藏敞开大门。目前，中国政府对信教群众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同达赖划清界限。
早前也在《习近平治藏新策略图达赖过世后能稳定》一文中指出了中共的治藏策略。文章分析称，在中共与达赖喇嘛的这场博弈中，习近平采取刚柔并济的灵活治藏或将突破近年来中共高压政策下的僵局。中共在涉藏问题上所作出的这一包容的姿态，不管成功与否，都可谓一箭双雕。若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最终回归，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藏人的离心离德倾向；若达赖喇嘛不能够顺势而为，坚持他的“大藏区”思维，则中共也将占据了舆论和宣传高地。而这一积极开放的态度也将为中共在西藏问题上赢得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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