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中国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反贪报告。据称，这是1989年10月25日后，时隔24年最高检“再次就反贪污贿赂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基于公众对反腐议题的关注，不少媒体对这条新闻都作了重点处理。当年汇报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相应民间对打击官场贪腐的呼声，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惩治贪腐。时隔24年，最高检再次就反贪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有何深意？
援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观点表示，此举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体现了中共领导层对反腐败的高度重视。他说，人大从理论上讲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此举将提升人大对反腐败等其他系列工作发挥监督作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反腐败工作一次突破性进步，此举有望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推动反腐败的法制化。
李成言说，联系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还会在反腐败工作中有系列改革之举，他又进一步说，三中全会或会研究一些反腐败工作的改革，比如“加强人大的反腐作用，改革反腐败机构，加大反腐的国家立法进程等”。
此外，李成言说：“人大是制定法律机关，在最高检的汇报中，人大会发现制定法律的一些问题，比如，国家反腐败法是否可以尽快出台，过去一些反贪条例是否存在问题等，通过此次汇报可以有效推动法治进步。”李成言称，此前民众对反腐败和人大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值，此举可以让民众看到人大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作用，看到希望。
《京华时报》在2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反腐报告中的数据，更应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这篇署名为王云帆的文章表示，普通公众由于对全国的反贪贿工作通常并不了解或了解不深，往往无法知悉这些数据究竟代表了什么。比如，数据上升是打击力度加大，还是腐败形势变严峻了？数据下降是反贪部门倦怠疏漏，还是预防腐败成效显著？这些查处数与真实的发案数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
包括听取反贪贿情况报告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应该多数也都有与普通公众一样的迷惑。不能科学、准确地解读出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监督就可能形同虚设。类似这种专门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妨创新一下听取程序和审议程序，为那些听了一大堆数据反生出一大堆疑惑的代表或委员们安排专门的发问和质询程序。当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真正有效交流起来，监督才会有效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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