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在思想的云端参问真知

与前几次来“回顾”讲演的陈尚君老师、虞万里老师等嘉宾相比，我既没有等身的著作，也没有励志的故事可谈，所以答应邀请后就一直在想打退堂鼓。但离约定的日子越近，就越觉得开不出返悔之口，犹豫再三还是只好来了。如果各位对我今晚的发言十分失望，那我只能为你们即将感到的失望而预先道歉！

姚大力在讲座现场（点击图片可查看“我的读书经验”系列文章）

我打算分两个部分讲讲自己的读书生活。前一部分是我读书的经历，借用一个时髦的语词叫“阅读季”，实际上就是我曾经历的三个读书阶段。后一部分会谈几点读书中的体会，不敢说是经验。因为经验是可以复制的；而我的那些体会多都形成在无意识中，只能算是在今天回想时才看得稍微有点清楚的“后见之明”。

影响我一生的三个“阅读季”

现在回想起来，有三个阶段的读书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一个阶段可以追溯得很早，是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时；第二个读书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下乡插队前；第三个读书阶段，是从读博士一直到毕业后的十多年（1980-90年代）。

在自学中体验“精读”

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我读书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自学，即赶在学校的授课进度之前，通过自主阅读一两门课程教材，事先把书里讲授的内容从头到尾自学一遍。因为学会了这一点，我后来得益很大，而且是一辈子得益。

我开始自学，跟父亲有点关系。他是工程师，1940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属于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里上海最好的几个造纸机械工程师之一。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对知识分子发放一点特殊营养补贴，最低一等发的是黄豆票，可以按月凭票购买一两斤黄豆。他就是“黄豆级”知识分子。1950年代之前毕业的人，各方面的素养训练是比较全面的。尽管不是文科出身，他的古文底子却很好。我到云南插队时，写回家的信里，常会有许多自己觉得新奇生动、但拗口而不通顺的句子。记得有两次，父亲把我信中的内容按照语法上十分规范的表达方式全部改写一遍，再寄还给我。后来听妹妹说，母亲为了这件事还和父亲吵架，怕我写给家里的信因此会越变越少。

那时候，父亲以赛跑作譬喻开导我说：“如果你与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最多也只能跑得和他们一样快，那么当你提前几秒就起跑时，凭藉同样的体能，你就可以始终都毫不吃力地跑在其他人前面”。他让我试着每天自学算术课本，读懂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做完附在每个教学单元之后的全部练习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进度要求，但总之要我每天往前走一点。晚上睡觉前，我要把供自学专用的作业本放在他的床头。他基本上天天都会检查。每隔两三周，针对从我的习题演算中反映出来的某些认识障碍，他会在周日（那时七天只有一个休息日）花一两个小时给我讲一次。有时他还要增补书上没有的某些新内容。例如他会拿一块洗衣皂，这边切掉一刀、那里削去一角，然后一次一次地让我画出肥皂被切割后的各种平面透视图。

因此，我大概从三四年级开始就一直比别人先走一步。这使我在学习上主动了许多，听课时很容易一下子就发现，自己之前在哪些地方其实还没有真正弄懂。就这样提前一点，再提前一点，到小学高年级我就在自学初中课程了。读过的那些教材，如《三S平面几何》，还有想不起书名的代数课本，都是父母读书时候用的。我学英文，很早就开始查阅语法书，用的是英汉对照的《纳氏英文文法》，也是老书。到了暑假，父亲还让我读线装《古文观止》《左传》。每天晚上等他回来要给他背一段。所以说，我基本上是在父亲的督促之下掌握自学的。

刚进高中，我就迷上了旧书店。不是去淘书，只是到里面乱翻；但体验的是与后来淘书同样的快乐。我住在徐家汇，高中开始有了一辆自行车，就经常去逛福州路的旧书店，那里的外文书店最令人神往。虽然经常连书名都看不懂，但在里面毕竟见识了很多著名的原版书的模样，原来对它们或者仅闻其名，或只是通过汉译本才对它们略知一二。当时就不断有一个念头从心底冒出来：如果哪一天我能流利地看懂这些书，那该有多好啊！有一本书让我印象特别深，是我和一位同学两个人差不多每隔三两周都要去翻一翻的。那是一本讲医治淋病的英文书，里面有极多显示患者皮肤大面积溃疡的照片，看得浑身汗毛都能竖起来。我们怕这本书被别人买走，于是把它从医学类书架上取走，插入另一个类别的书籍之中。现在上海的旧书店很少了，外文旧书店更已几近绝迹。旧书店标志着一种城市品味；旧书店里陈列的是什么样的书，更标志着那个城市的品味。缺少这道风景线，对爱在旧书店消遣的读书人是一种难以泯灭的深层遗憾。当你在东京、波士顿的旧书店里窜进窜出时，这种遗憾突然会变得非常强烈。  

调入复旦之后，我其实也有过一段非常幸福的淘书时光。那些年，同济大学图书馆开出一个不大的专间，叫“亚洲之桥”。里面堆满了从美国运来的各色捐赠旧书，由中国出运费把它们海运回来。这些书未经整理，所以也没有分类，就胡乱地堆放在书架上。正因为来不及清理，所以任何一个专业的好书都不易被抢在前面的某几个专家“席卷而去”。大概每隔个把月，我就会花上大半天时间，像捡垃圾一样去那里淘一淘，能淘到很多好书。比如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册》《剑桥伊斯兰史》、布罗代尔的《日常生活史》等。即使后来涨价后，买一本厚书一般也不过百元上下。这样的幸福，在当今上海已经彻底找不到了。

上面提到的自学方法，其实就是一种训练精读的方法。我们都知道，读书分精读和泛读。不少人虽爱读书，却可能缺乏必要的精读训练。这里说的精读，是要循序渐进地把书——无论它有多长——读到能透彻地把握它的整体结构、全部内容、基本结论，它讨论问题的基本理路，及其层层推展开来所有基本环节、基本论据，最关键和最重要的细节，乃至全书解释框架的内部逻辑与建构特点，并能随时将自己“记忆文本”中的所有重要信息都熟练地调拨出来。这样才算是把文本内容完全吃透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阅读者必定完全同意文本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人生短暂，我们一辈子能精读的书总是有限的。所以对如何选择值得精读的书目，必须十分谨慎。但另一方面，又只有学会了精读，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在速读、泛读、跳读，甚至随便翻翻时的学习效果。以下在谈到“写读”法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精读问题上来。

我的精读能力，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培养起来的。

狂读翻译小说，练就“速读”

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参加过任何红卫兵团体，一直当“逍遥派”。开始是想参加而没有资格；后来是人人都可以拉起一支造反队伍，又觉得没有意思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下乡去插队的这段时间，我狂读了一阵外国翻译小说。小说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小圈子，里面有一些作家的子女。那个圈子里开始一本一本传阅外国翻译小说，好像主要是从艾明之家里流出来的。我并不属于那个圈子里，但因为跟其中的一个人比较熟，他会节省出一点时间，把传到他手上的书转借给我看。每本书在一个人手里最多能停留两三天时间，还需省出点时间分给自己的好朋友看。所以通常一人能轮到半天、最多一天，有时甚至只有一个晚上。我在那时就体会了“资金链断裂”的味道。从我手上借阅的那一串朋友中若有人拖欠，我就会受到追逼。借书给我的人有时还带上他们那个圈子里轮到在他之后读这本书的人，一起坐等在我家里，等着我出去把拖欠的书追回来。那段时间，我一听到或看见有两三个人在往家里走，常常就十分恐慌。

有时候还会闹出更令人尴尬的事故。记得曾有一本讲述如何从事跟踪和侦探的书，在我的“下家”那里被他的一名自称在公安局工作的邻居没收了。他说那是一本“禁书”。费了无数口舌、求了不知多少情，就是要不回那本书。我为此得罪了好几个朋友，有几个星期拿不到书看。

那段时期，我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有少数印象特别深刻的段落，现在还能回忆起来。比如马克·吐温一部作品里面有这样一段：“月亮升起来了，高高地行驶在一片纠结如网的碎云中。阴暗的河水在行云遮掩的月光下微微发亮。四周充满了一片静谧”。后面几句已背不出来，大概意思是说：从远处传来的河水流淌的潺潺之声，不但没有打破这片静谧，反而使它加深了。还有普希金《杜布罗夫斯基》里的一段：“口哨第三次响了。‘您要把我毁灭了！安娜·彼得罗夫娜’，杜波罗夫斯基喊道。‘您究竟爱不爱我’？‘爱’！可怜的美人轻轻地说”。这样的段落，在当时都看得很感动。我会把它们抄下来，自然也就背出来了。

到那时为止已出版的几乎所有外国翻译小说，我差不多都看完了。回想起来，自己脑子里那些人性论、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独立思考等等思想观念，主要就来源于那时受到的薰习和潜移默化。当初自然还不太明白，从人性论出发去批判现实社会，几乎是历史上所有伟大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有人会问，那么浪漫主义呢？浪漫主义是要超越现实的，因此对现实当然也是不满的。所以，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基本态度都是批判的。反过来说，曾有过颂圣颂成了伟大文学作品的吗？再伟大的时代，如果只准歌颂，容不得批评批判，也是产生不出真正伟大的作品的。

读这些西方翻译小说对我产生的“负面”影响，直到现在还表现在我的文字书写里。我写的句子都非常长，总觉得用一个短句子还不能把意思确切表达出来，这里要加一点限制，那里要加一点修饰，最后把一个短句子变得很长很长。每次写文章，我都有意识地想把长句子断开，但习性养成后确实很难改。读博士期间，有一次得到通知，要我去导师韩儒林先生家一次。韩先生把我的一篇作业摊在桌子上，对我说：“你吸一口长气，试试能不能把你写的这个长句子念完？”他疑惑地问：“你的文字怎么会这么欧化？”确实，韩先生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但他的造句通常很简短。这是我的一个弱点。在这一点上我还很佩服冯友兰先生。他写的文章，句子也都很短，却能用一连串非常短的句子讲哲学，表达非常复杂的意思。

我在南京时有一个朋友，是神学家丁光训的秘书。她有时需要把丁光训起草的英文讲演稿翻译成汉文。我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自己不直接把它写成汉文讲稿？那个朋友说，因为丁光训觉得自己写汉文不如英文写作那样流利，所以宁可先写成英文，再按别人的汉译稿去作中文演讲。我读过他的文集，他的汉文写作水平其实很高。老一辈先生对书面语文的要求之高，由此可见。

从读书的角度来说，这个阶段又让我学会了另外一种读书法，就是速读。速读和精读其实是有关联的，没有精读的训练，就很难学会速读。对精读有了比较充分的体验后，想通过速读来尽快把握文本的整体意思，就比较容易了。前一个阶段的精读实践，尽管不太自觉，无形中为锻炼我速读的能力打下了基础。

单凭兴趣、毫无计划地读书

我是1970年代恢复研究生教育后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与我一起读博士的人，大多读三年就毕业了，很可能只有我，读了整整六年。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那六年里，因为韩先生过世，我不得不更换导师。南京大学在当时还没有其他能指导元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因此我和同届的刘迎胜需要转学。韩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关系一直很好。谭先生给南大元史研究室写信，提出韩先生的两个学生可以转入他的门下。但是这需要把我们的学籍关系完全转到复旦，南大有点不愿意。此时，在北京的翁独健先生也愿意做我们两人的指导教师，并且学籍还可以继续保留在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同意了。当日元史界有所谓“南韩北翁”的说法。我们就这样有幸成为他们两人的共同弟子。

更换导师三年之后，我仍没着手写毕业论文，而翁先生又过世了。于是我去找接续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蔡美彪老师。他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是辽、金、元史，与我所熟悉的老师们都是联系密切的好朋友。蔡老师对我说：“你已经有过两个导师，不需要再找导师了。赶快把论文写出来吧，等答辩时由我来做你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翁先生去世后一年，我匆匆忙忙把毕业论文写出来，也通过了答辩。

蔡老师今年一月份刚刚过世。他是一个秉赋和眼界都很高的人。他对我的学位论文不太满意，但没有直说。在答辩过后坐车去吃饭的路上，他说：昨天晚上我本来打算把你的论文再看一遍。但你的论文到底不如某京剧演员的戏吸引人，所以最后我还是放弃读论文，选择了看戏。他指的是当晚北京电视台播出的一部戏；如果没有记错，戏目好像是《拾玉镯》，他提到的演员记不起来了。其实我自己对那篇毕业论文也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拿出来以著作形式发表，只在二十多年后编一本论文集时，才从里面挑选出七万字，作为一篇文章收入集子。

现在大家对博士论文的看法，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实按照最初的规定，硕士论文的篇幅是三至五万字，博士论文七八万字也就够了。当学位论文写作者对自己工作的学术原创性越来越没把握，就会越来越依赖于用工作量去充数。如今硕士论文一般都写到七八万字，博士论文不到十五万至二十万字，没有几个人敢拿出来。

而老一辈人对博士论文的看法就不是如此。韩先生那辈人在五十年代末，曾按苏联制度带过几批副博士研究生，但后来因为与苏联闹翻，未再对他们实行副博士制，毕业时没有授学位。其中就有一个学问极出色的陈得芝，也是我的老师。我们刚入学读博士时，他是副教授。陈老师后来对我说，他当时曾盘算过，如果有必要就再当一次韩先生的博士生。他甚至连博士论文的主题都选好了，是为元代蒙古高原的驿站和驿道。他心目中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后来发表的《元岭北行省驿道考》；一篇很难做的文章，但上下两篇加起来一共也就四万字左右。这就是老一辈人所心仪的博士论文，关键是要有“干货”。回过头想想，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变味儿了。

从我读博士生到后来在南京大学工作的那段时间，是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极其振奋、令人怀念的一个时代。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大学，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一批文理科的大师；除了我的导师外，还有陈中凡、高济宇、任美锷、魏荣爵、戴文赛、何如、王绳祖、范存忠等，程千帆、陈白尘则是匡亚明校长礼请莅校的；而孙钟秀、曲钦岳、周勋初、徐家福、龚昌德、陈得芝、闵乃本等一大批正在上升的新的星座，在当时还算年富力强的中生代。那时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先生们，我们大都很熟。因为整个学校招的研究生数量有限，78届硕士生一共也就是三四十人。1981年开始招博士。记得何如先生连着几年招不到学生。他为法语专业的考生出的考试题，竟是把《诗经》章句翻译成法文。研究生处为此干着急，却无法说服他降低试题难度。

当时，这些老一辈的学术巨星被称为“老先生”，新进来的研究生们被叫作“小先生”。 “老先生”和“小先生”之间更容易结成像祖孙辈那样的亲密关系。我们因此就好像身处一个群星灿烂的气场中。在校园小路、办公楼道、电梯内、操场上，随时可以碰到这样的巨星。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名字都标识了一座山峰。他们的一丝微笑、一个会意的眼神，都可以让我们在心中兴奋半天。除了会见外国访问者，他们很少西装革履，穿得看起来邋邋遢遢，中山装领子皱巴巴的。但你能透过再平易不过的外表感受他们内心轩昂不凡的气宇。处于这样的人文环境中，等于每时每刻都在无形之中接受熏陶。斯人逝去，也带走了这样的气场。他们是留在昨夜星空中的最后一抹晚霞。我比你们幸运，因为我看见过那道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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