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在思想的云端参问真知

电视剧《大秦赋》的背后，是多卷本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小说背后则是史论性著作《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作者在最后一种书里明白声称，要“高高越过两千年的文明对峙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即秦帝国的时代）实现精神对接”。

他惟恐现代中国“对接”不上的“秦的精神”是指什么呢？他再次明白声称，那就是秦的虎狼精神。而所谓虎狼精神，正是作者对法家精神最精确、最传神入骨的断制。

法家学说的基本主张有两条：一曰尊君、任法；二曰以刑赏促耕战。既有尊君，又有任法；既有耕，又有战；既有刑，又有赏。看似平衡，实则皆向专制独断一面归趋。

任法既为尊君服务，则法律只是为下民而设，施法不及于君主，遂造成“君主独制于天下而不可制”。

耕战并举，耕是为了战，而非出于为庶民福祉计，故为典型的军国主义。

刑赏也不是真正并重。韩非自夸：“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即用酷法把一国之人皆置于罪与非罪无从分辨的灰色地带，使官家得以任情用法，以严刑营造恐怖政治，使“民莫敢为非”。所谓“不赏而民善”，不赏是真；而“一国皆善”的真相，则是路人相遇对视，皆属刑余之身。“天下苦秦”，这是对秦政最公正的概括。

除此之外，从法家的眼睛看出来，国家机器内部的权力关系，只能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即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市”，也就是利益交换的关系。

把《韩非子》、《商君书》等著作从头到尾读上几遍，能从中找得到对于正直、正义、人道、同情、信任、信用、良知、爱、诚实，或其它任何一个类似观念的肯定吗？没有！我们看得见的，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与暗算，利益交换、尔虞我诈。要让当代中国人与如此丧心病狂的虎狼精神去实现“对接”，究竟想把人们引向何处？

韩非可以说就是东方的马基雅维利，后者被列奥·斯特劳斯批评为是在“传授邪恶”。很多年以前我在一次发言里提到他的看法，被一群比我年轻的人讥嘲为“荒腔走板”。然而真实情况是，尽管人们对马基雅维利本人是否推崇在他自己著作里所描绘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见解不一，他们针对后者的批判立场却是完全一致的。斯特劳斯指出，当私人行为领域内的种种普遍认为是不正当的手段被用于谋求国家利益时，它们在很多人眼里好像就显得不那么邪恶了。然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意识。因为它很容易被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而作恶的坏人们利用，使他们藉以逃脱法律与道德的裁判。

因此，在强调由着性子读书的同时，对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还需要有意识地自我引导，使读书之乐的品味能不断提高。

这时候，仰望星空很重要。这个星空就展开在自古至今积累起来的一大批名人著作中。读他们的书，就是钻到人类思想的云端中去，向巨人讨教，与巨人交流，让智慧在古今中外的碰撞中激发灿烂的火花，也让我们面对纷纭变化的时局可以更加神清目明。可是说要和巨人对话，或许有点妄自尊大。因此我宁可说，让我们到思想的云端中去参问真知。

我有一个令我很佩服的朋友刘东，数十年来凭着“熬成传统”的毅力在编两大部丛书，每部都已经出到两百种上下——“人文与社会译丛”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今的文科类研究生大概没有一个不受这两套书影响的。读书的选择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要建议一种无论如何都不会错的选择，那就是读古今中外的名人所写的那些最经典的书。所以最便捷的方式，是先到这两套丛书里去找找看，有没有自己从心底里想读的著作。

读书须借“庖丁之目”

《朱子语类》里有整整两卷，专讲如何读书的问题。建议各位都用心一读。朱熹强调阅读时要“心入在里面”。他说：“心入在里面，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读书时最怕的，是阅读者的心急于溜达到正在阅读的下一页上去。朱熹说：“今人读书，未看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因此他警告：“读书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后白纸处。了无益”。

如何让心沉浸在文本里呢？最重要的是手要帮忙。通过笔记，使读过的书能在记忆中留下踏踏实实的深刻印象。所以“不动笔墨不翻书”，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怎样读书的要义。读书做笔记，实在是让自己迅速地沉浸到文本里去的最好方法。

大概我们每个人最初的读书笔记，都是从书中抄录下来的一些“闪光的语言”：

“我们都被存在于我们内心的虚伪出卖了”——很深刻，抄下来；

“朝着阳光走，别回头”——太爽朗了，抄下来；

“让别人都去战死，你啊，光荣的奥地利，去结婚吧”——说得太形象了，抄下来。

我们的第一本读书笔记，可能都是由这类“闪光语言的冰糖葫芦串”构成的。于丹老师的讲演，就是打包批发的冰糖葫芦串。比她早二三十年，还有一位李燕杰老师，也是北师大的，在摆弄闪光语言的冰糖葫芦串来煽动激情方面，正可以算是于丹的老师。若想再往前追溯于丹的老师的老师，其实也不难。不过现在暂且到此为止。

但是，再接着读书，就不能止步于抄录闪光语言了。怎样看懂一部书，特别是体量很大的文本？最重要的是看清文本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亦即把握文本的内在脉络。朱熹是这样说的：“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

要把一个文本分解成“三两片”、“十数片”，须要找准它们之间的接缝在哪里。朱熹谓之“缝罅”。所以他强调：“读书须是看他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得入；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按朱熹的意思，读书须“见得缝罅”，恰如庖丁之须“目视无全牛”。

就目下讨论而言，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三点值得注意：庖丁之刀久用如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庖丁总能使其刀刃准确无误地游移于牛骨架的缝隙之间；之所以如此，又因为庖丁目力直若可透视牛之骨骼结构。读懂书所需要的“见得缝罅”的锐利眼光，正与庖丁解牛时“目视无全牛”同。

那么，如何才能在读书的实践中培养出像庖丁那样的眼力呢？通过“写读法”，或许最能帮助我们发现文本的缝罅之处，从而“解剖”要读的那部书。写读就是以“简写”的方式把那本书重讲一遍。这要求写读者在认真通读全书的基础上，用较小的篇幅去重现原书的整体面貌，十分准确地反映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概要，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互相关联在一条通贯全书的叙事或论证理路之中的。写读时不妨尽可能保留原书里最精彩的语句甚至段落，采用经自己重新组织的话，将大量经过压缩的原文连缀起来。

简写的篇幅，或者说简写文本与原著篇幅之间的比例应当有多大才好？我想举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汤因比以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而闻名全球学术界。但因为本书实在太长，真正读完它的人少而又少。人们普遍利用的，是一个叫索麦维尔的人对原书前十卷（十二卷里的最后两卷为附录）进行压缩所形成的缩写本，共两卷。这个缩写本曾受到汤因比本人的高度赞扬。索麦维尔缩写本几乎全由经简化的汤因比书中的原文摘编而成。原著十卷，共约6000页；缩写本则有1170页，两卷最后还各有一篇“缩写的缩写”。在这个例子里，缩写与原著文字的体量之比，大约1: 6。这个两卷本，可以视为对原书文本作较详尽的缩写或文摘的一种典范。

“文革”中，武汉大学有一位资格很老的数学教授李国平，曾做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向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详细介绍这种写读方法。我看过这篇报告的记录稿，印象非常深。觉得他所说与自己小时候自学教科书的方法很接近。这种写读法，其实就是精读法的一种，也可以说是学习如何精读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读书若只限于泛读，读书的效率是提不高的。朱熹很欣赏黄庭坚说过的一段话：“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他还特意把这段话抄录下来，赠送给身边的学生。一个人的读书生活里若没有包含对自主性精读的体验——我们在中小学教育中固然都对如何精读教科书有一点体验，但那是在老师手把手的督导下进行的，算不得自主性的精读——，那么他读书的效率，一定不会是很高的。

精读之必须，有两层含义。首先，对自己的兴趣、专业乃至人生具有第一等意义的书，需要精读，甚至需要不止一遍的精读。因为这几乎是使你能真正看懂它的唯一办法。其次，正如前面已说过的，精读能力的提高，又是不断提高泛读、跳读（选读）、速读基本功的不可或缺之基础。在此意义上，通过精读获得的，不止是对某几种书本身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庖丁的那一对眼睛。

在学习精读法的开始阶段，当然会感觉这样读书速度很慢。但等慢慢掌握方法后，精读的速度是可以逐步提高的。正如朱熹所说：“读书之法，须是用工去看。先一书费许多功夫，后则无许多矣。初始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

把心得嵌入个人知识地图

前面说的三点，主要是如何真正读懂文本、消化文本的问题，即要透彻地弄清楚书里讲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但紧接着还有一个你怎么看待书中内容，包括它的观念、理论、证据、方法和结论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这是先后两个不同的过程。虽然在这当中都必须有阅读者和书本之间的“对话”。古人称之为“疑”。

前一个过程中的“疑”，是指消化文本的过程绝对离不开对文本的提问。朱熹说的这段话十分要紧：“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从前读元代史料，看见元初北方大儒许衡教育学生说：“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我对他的话非常佩服。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从朱熹的话里化出来的。

这时候的提问，是为保证确凿无疑地、完整地掌握文本自身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自“无疑”始，最后又落在“无疑”上。在这个阶段，阅读者需要尽可能排除自己的主观见解对理解文本原意可能造成的干扰。故而朱熹说：“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水出焉”。

后一个过程之“疑”，则是与文本作者的另一种对话，即对书中见解的批判性分析。那是吃透了文本之后的“疑”，是针对文本的疑。用朱熹的话说：“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他并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这是要使阅读者的见解能进一步突破文本的原有见解，用现代概念来说即所谓批判分析精神（critical analysis）也。这是介乎于读书与研究之间的精神活动。

不过在实际阅读活动中，这两种“疑”又完全可能不分先后，互相渗透、互相转换，彼此间难以区分。由此，读书和研究、学习与创造性思考就通过主动的批判性分析被联系在一起了。

因此，读书心得不应该只是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单纯知识储备。当然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存量，但对逐渐膨胀的库存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它“盘活”。那就需要把陆续积累起来的零碎心得，嵌入读书者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体系里去，变成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对零碎的读书心得从事进一步提升的过程。

这也就是说，不要让脑子变成储存杂物的仓库。留在脑子里的，应该是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精细繁复而有秩序的一幅个人知识地图。地图上的所有信息之间，都应该有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疏疏密密的相互联系。

当然，有些心得可能一时还无法嵌入到地图上它理应被精确定位的地方，而只能知道它大致会处于地图的某个方位范围之内，而它与周围其它已知要素之间的关系也还不能被看得太清楚。那也没有关系。古人说的“所贵阙疑”、“盖有待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些暂时的模糊处，今后某一天也许就会变成触发你巨大读书快乐的意识背景。

这样说可能过于抽象。因此，我想举一个最近研究中碰到的真实例子，具体地加以解释。这是关于马匹被用于跨骑的一段历史追溯。

现在发现的最早被驯化的家马，出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的哈萨克斯坦草原北部一个叫博泰的地方。那里被公认是马匹的最早驯化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博泰马就是全球家马的祖种；而世界上仅剩的未驯化野马，是由波兰裔的俄国人普利泽瓦尔斯基于1870年代发现的，故以发现者之名来命名这种野马。

马匹驯化已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事实，诱使人们力图将它被用于跨骑的年代也尽可能往前提。可是马匹用于跨骑的确凿证据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得那么早。这个预期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曾长期地苦恼着很多执着的考古学家，驱迫他们用尽办法，百折不饶地到处尝试去追寻人类早期跨骑的微细证据。

直到2018年，一项针对博泰马、普利泽瓦尔斯基马和现代家马遗传基因的比较研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才为我们揭开了上述困惑的谜底。原来普利泽瓦尔斯基马并不是真正的野马，而是重回野生状态的博泰马后裔；另一方面，现代家马却不是博泰马的后裔，而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或第二千纪初经人类第二次驯化的马匹的后代。博泰马对各地现代家马的遗传贡献，最多者亦未超过2.7%，因此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若将有关现代驯马并非博泰马后裔、而是经由人类第二次驯化的另一种野马这项新认识，置于过去积累起来的人类利用马匹的考古证据系列之中，马匹使用的变化经过就变得十分清楚：现代马驯化于前2000年左右；欧亚草原上用马力牵引的有轮辐的车始于前1700年前后；战车（主要用于仪仗）传入华北时在晚商；前1100年以后，以使用马镳、马衔等马具为证据的跨骑出现于欧亚草原中西部；跨骑出现于蒙古高原北部，始于前900年以往；跨骑传入内蒙古草原靠近汉文明的边境地区，或在前八世纪至前七世纪；汉地最早提到跨骑，发生在史料记录中的前517年（《左传》曰：“左师展将以[鲁昭]公乘马而归”）；到战国后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四世纪晚期）。

一个新发现，就这样把有关人类使用马匹的历史一环扣一环地贯穿起来了。

今天就讲这些。都属于卑之无甚高论的粗浅想法。敬请各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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