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在思想的云端参问真知

1980年代，南京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合办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图书馆内的西日文书，都是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图书馆寄过来的。我们想检阅的所有西方研究中国的著作，几乎都能在那里面找到。不夸张地说，两个月前在美国出版的书，两个月后就能出现在中美中心的书架上。在这种条件下拼命读书，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思想冲击。

那个时候各领域里的名学者来做报告，我也都会去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钱致镕在报告里说：他一走进中国大学的实验室，就有两个非常强烈的冲动。一是拆光所有已连接好的实验设计线路，另一个是动手把详详细细地规定着实验步骤的实验手册全都撕毁。他说，学生没有动手的能力，是因为他们老是照着实验手册和已有的设计模式做实验，实际上等于没有做。这让我印象很深。但当时我心里在想，学校穷，承受不了学生自选动作可能带来的巨额耗材费。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这时你会黯然觉得，“人穷志短”这句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读博士以后第一本打开我脑洞的西方中国史研究著作，是墨子刻的《清代官僚体系的内部组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墨子刻后来还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大家或许知道，叫《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据说，李泽厚在看这本书时曾边读边敲着桌子击节叫好。

为什么这本书留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呢？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影射史学”走出来。所谓“影射史学”，即为了攻击周恩来，就说“孔子摆动着微微向上勾起的右手臂”；要攻击邓小平，就骂梯也尔是“狡猾成性的小矮子”；要搞臭瞿秋白，就批李秀成自述。当时有一个学者叫戚本禹，可以说把影射史学的水平推向了极致。从写作角度看，他的文字可以朗朗上口，极有文采和震撼力；而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也被他发挥到极点。大批判的文章，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像他写得那么好了。各位如果想品尝一下当日文风，有两个人的文章应该看一看。除了戚本禹，另一个是擅长写颂圣文学的刘白羽，写颂圣文学写出了最高成就。可是现在还有谁想起他？

到那时，我们当然都已明白影射史学不是正道。既然如此，中国的历史研究该往哪里走？当时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回到实证史学去。中国史学会选举理事，据说我老师获得的选票数目高居前几名，反映出人们对实证与考据风格的推崇。但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学者型作家张承志却声称：十九世纪如日中天的实证主义史学，势将结束在白寿彝和张承志自己的研究生生导师翁独健的时代。他把这两人称为实证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的殿军。他描写自己对实证史学的厌恶，说一接触这样的学风就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他反问道：难道从“注明页码的史料”中，真能找到触动灵魂的深层感受吗？他认为，只有“对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才能用来解读神示、感应与直觉，解读“难以捕捉的朦胧的逻辑”。他的学术敏感是对路的，新史学确实已经不能继续靠实证主义带路前行了。可是诉求于心灵感应与神学叙事，真的能把中国历史学从它已感受到的当日困境中解救出来吗？

除了实证史学，那时还有一股思潮，提倡采用自然科学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来改造历史学。还有人主张对中国历史上不可胜数的农民起义数据作量化处理，像测定地震的震级那样给出每一次暴动的强度指数，以便把编成的数据系列与长时段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其它数据系列作关联性研究。然而，史料虽记载了数不清的“为乱”、“为盗”、“为寇”事件，却大都语焉不详，如何可能去测定每一次事件的“震级”？把自然科学方法直接用于对文献史料的处理，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影射史学既遭唾弃，实证史学已入强弩之末境地，以三论带动史观更新也靠不住。那么中国史学到底该往哪里走？就在这样的困惑中，我偶然接触到墨子刻的书，一看就被深深吸引了。

本书认为，专制君主官僚制的直接控制对象是国家和社会，但这架机器本身也需要保养、维系、协调和控制；而此种维系、协调和控制的任务，就是由它的内部组织来承担的。在此之前，我们读到的有关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史，都是基于“百官志”对权力分配的记述来从事静态的描述；而这部书则着意于在权力运作的动态过程中对制度、政治文化、道德约束、不成文法、个人行为、治理效果等多层面间的复杂互动进行考察分析。社会科学的各种观念、理论、方法论要素，都被作者交织贯穿在他对历史的论述里。

中国史研究的此一新范式，集中体现在施坚雅在1964年喊出的一句口号“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里。他说的“中国研究”，是指被人类学、经济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全面浸润或渗透的新史学风气，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融合。这时候我们正在大搞“四清”、大搞阶级斗争，完全丧失了对外部世界学术动态的敏感和关注。

事实上，我们错过的还不止这件事。1980年代末，我们又错过了发生在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场意义重大的反思。1989年7月14日是两百年前“大恐怖”启动的日子。它被今天的法国人称为“谋杀的节日”。那天的法国《快报》周刊把一道民意测验题登载在封面上：“罗伯斯庇尔有罪吗？”提问背后的涵义有很多：他对大恐怖应负何种责任？如何看待路易十六被处死事件？1789年是否意味着1793年的必然到来？……

“中国研究万岁”所提倡的，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的融合。紧接着席卷而来的，又是各种宏大的人文-社会理论在人文学科中的复归潮。人们重新发现，不能听任人文学科走上全盘“社会科学化”的道路。历史学分析的是活生生的人和人际关系，那是不能简单化地用社会学概念中的角色分析，以及对角色之间的互动模型的分析来替代的。比如婚姻问题，在分子生物科学家眼里，这主要是一个配种，即基因交流与基因传播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社会学家，他会说，这是一个社会结构与社会对流的问题；法学家甚至以为这是离婚和离婚后财产分割的法律问题；只有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者才会说，婚姻问题就是爱情问题。

Q·斯金纳主编的《宏大理论在人文诸学科中的复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一书，一本由BBC电台上的讲座稿汇集而成的书，很集中地反映了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在这一波潮流中的反思。

总之，对于西方学者在人文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所从事的理论探究，中国学生有太多的阙闻需要补课。这是我在第三个读书季的主要修习内容，不过当时对这一点并没有那么清醒的自觉，只是感觉样样都如此新鲜，吸引我捧起书来尽情地读。大概有十来年，我就这样单凭兴趣，有点带着盲目性地找书读。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正好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十多年信马由缰、只为满足好奇心的读书生活，真是太幸福了！也托那个时代宽容的福。我长期拿不出好论文，毕业十多年后还是副教授；但是自己并没有心理负担，别人也没有因此看不起我。

像这样毫无计划地读书，到底好不好呢？

只要能真正看进书里去，不见得不好。因为说到底，人不会真的不加选择地抓起哪本就爱读哪本，而且还一直读到底。在“想看”或“不想看”的一念之间，其实有一种从直觉导出的兴趣或兴奋点在起作用。表面看来，一个人前后选择过的书散乱而缺乏系统性，实际上那些书可能正在从各方面充实一个与阅读者的学术个性正好相符合的特定知识结构，只是在意识中没有那么明确地被呈现出来而已。

后来我发现，自己当年看似漫无目标地读过的书，竟然大都在以后的研究中派上了用场。这就像是过去无意中向水里乱撒下去的网，日后无论把哪一张拉将起来，里面居然总是有大鱼可捞。不过，虽然说这样做也很好，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这就像在孵化发芽豆，一孵十来年，若真孵出来了，可能是一棵壮豆芽，但更多的可能是被孵成了烂豆芽。我没有被孵烂，只能算是一种幸运。走这条路确实是有点危险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尤其是我自己带研究生之后越来越认识到，我这段经历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孵化发芽豆，可能不需要像我那样一孵十来年。但我觉得，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有这么一段孵发芽豆的时间。现在培养的博士，其实并不“博”，而是某一方向上的“窄士”。三四年写论文的时间，只够围着论文主题团团转。因此一跨出与毕业论文的主题相关的狭小天地，他们很可能变得知之甚少甚浅。一个人博士毕业后看似已有足够的独立工作能力，但他的这种能力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博士读出来以后，都还需要有一个集中进行智力再投资、重新充电的时期，促使他从“窄士”变成真正的博士。

所以在刚获得博士学位、进入专业领域的人面前，通常有两条发展的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围绕学位论文的主题打转转，把这个主题当作自己此后学术的拓展中心，修修补补，跬步寸行，甚至半辈子都摆不脱这个中心的引力，像在做一个始终纠缠着自己的噩梦。另一条路则是登高望远，基于已有积累，重新为自己的学术生涯规划一片更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博士学位制度是值得称道的。他们要求博士研究生在通过论文、毕业离校后若干年中，再写出一篇讨论主题与学位论文完全不同的“小论文”，才能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但听说这个制度近些年里也开始软化了。学术高标准随商业全球化的浪潮而被拉低，似乎是一种无间中外的普遍趋势。

面对这两条道路如何选择，是一桩两难之事。不肯再孵发芽豆，那就没有豆芽；真的把自己摆进去孵，又可能孵成一棵烂豆芽。拿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各领域来说，我认为，今后的合格学者至少必须懂两门外国语。一门当然是英文，国际通用语言；另一门是日文，因为我们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实在不可置之不理。学外语是一种代价很大的基本投资。年轻学者能够排除考核指标和来自家庭生活方面的各种干扰与压力，再义无旁顾地蓄养学术根基吗？

所以我说，自己走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幸运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再要像我从前那样行事，可能环境也已经不允许。现在的学术江湖已变得不太仗义，三五年不出有影响的成果，你就被淘汰了。但是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固守“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的旧训，可能也是十分危险的。手脚都不曾舒展开来，就急于走上缺乏后劲的“跬步”，哪怕辛苦积累一辈子，我看也行不到千里之远的。

我读书的四点“后见之明”

接下来我要讲的四点读书体会，之所以叫作“后见之明”，因为都是经事后才慢慢领悟、慢慢琢磨出来的。

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是说读书首先要跟着使你快乐的感觉走。因为人只有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才读得下去。

古人关于读书的议论很多；但具体讲读书之乐的却不多，甚至少到惊人的程度。津津乐道者，大都不是乐在读书，而是乐在通过苦读求得“洞房花烛”、“金榜题名”。比如以下这首诗：“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他年金榜题名后，方信男儿要读书”。其中表现的，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读书观。励志求学的典故和成语不少，一讲到读书本身，诸如“握锥”、“投斧”、“照雪”、“聚萤”，无非一脸苦相。读书要读到用锥子刺大腿，把头发吊在房梁上，还说书中仍有趣味在，不是鬼话又能是什么？ 

说到中国人读书重实用，让我想起从前买《实验心理学》（曹日昌汉译本）的一段往事。这本书大概是1965年刚刚翻译出版的，运气不好，很快就碰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只能堆在书库里。1969年我到云南大理去插队，竟然在那里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书价十六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价。我原想鼓动分配在上海工厂里的一个朋友买下来，自己可以先看几天后再寄给他。于是写信问他买不买。他先是说要买，但第二天又追着来一封信，说还是算了，“想想要大半个月的伙食费，手就有点软了”。纠结了好几个月，每次进城，总要去张望张望，看它还在不在架上。最后我还是自己把它买了下来。

我买这么贵一本《实验心理学》，在当日知青里面变成一则轶闻。后来从长期派驻在我们插队所在县城的上海慰问团传出对我的评论说，姚大力这个人不太好，喜欢控制人。我听到后十分迷惑，自己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去控制谁呀！慰问团对我的这个印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天长日久，我突然想明白：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买过那本书。想学心理学，就是为了控制别人，这对他们可能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推理。中国人读书最重功利性，我也算间接吃了这个习性的一次冤枉亏。

朱熹倒是认为，人读书必须要喜欢，才读得下去。他说：“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是爱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碗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在没有读过朱熹的人眼里，说他是老古董还算轻的；他一直被看作是用三从四德、“失节事大”残害中国妇女的刽子手。但读过《朱子语类》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极其善良、和蔼与博学的老头。不过他上面这句话里，也未具体言及读书到底如何快乐。

现在我要引欧阳修的一首诗《读书》，其中对读书之乐总算是说得比较具体了。简言之，他认为读书之乐，在于从众说纷纭的反复缠斗中杀开一条血路，从而把握文本所包含的真谛。文长不俱录，只抄写最后一段描述在阅读义理之争的紧张中逼近的解之快感：

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兵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

对这首诗，清代文史学家李慈铭评曰：“读书一首，始言读书之乐，中言仕宦不暇读，而终之以乃知读书之乐无限。前后照映，文亦甚妙”。

欧阳修和李慈铭笔下的读书之乐，若与下面这段话放在一起看，或能更明白：

古今书传，错杂淆讹。加之支辞曲说，转益晦味。学者心力有限，虽复探索深苦，终未必得其真。是所贵于阙疑者，……盖有待也。是故有读前人之书而始识后人之说者，有读后人之书而忽悟前人之意者。神理之相契，情貌之相参，不召而自来，不援而自合。积累久之，所触愈多，所见愈的。有所谓不思而得，如鬼神之告之者。此读书之乐也！（清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6，“读书之乐”。）

有人就此总结读书之乐，是“一览而悟，心目俱朗。读书之乐，莫乐于此”。这里所谓“一览而悟”，我要给它加一句注云：无百思不解之惑，即无豁然贯通之乐。因此，读书之乐，或许不是从头乐到尾，而是在一定积累的基础上，被引导着去思考、去探求，由百思不获其解，终而臻于顿悟之快。

还有一段话也说得很好，出自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十八《读书乐》：

百万之富用可空，四海之大走可穷。惟有读书之乐乐于上青天。青天无人走得到，读书何人读得全？读不全，乐更乐。譬如登天登至半空中，日月星辰如可摸。黄妳在前，长恩推后。引我一层上一层，不知上到何时方住脚！  

到了更晚近，孙宝瑄之语，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讲法了。他说：“旅行、读书之乐，使人于脑中多开无数世界”。

最后，让我用自己的一句话来总结读书之乐：即通过间接的书面经验，最大限度地拓展我们对世界有无限多样性与可能性的创造性认识。读书，不是以读书作为工具，作为实现某个目标的途径，去谋求别的什么快乐；而是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单纯的求知欲，是为了寻得读书本身的快乐。

在思想的云端穿行

只是被动地“跟着”感觉享受快乐，还不够。快乐有不同的品味；品味有上下，差别还很大。你经常从什么样的书里获得快乐，这会决定你的快乐有什么样的品味。古人说：“买金须问卖金人。杂卖店中那得金银？不必问也”。你要买得金银，却老往杂货铺里跑，结果必定是白耗精力、一无收获。

所谓“金木无常，方圆应形”，是说你的才干成方或成圆，全然取决于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范型来塑造自己。一个人读书的品味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所以，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万不能以为不过老生常谈而等闲视之。如果你自己一门心思选择“远芝兰之室，而入鲍鱼之肆”，别人是没法救你的。最近就有这样一家门庭若市的鲍鱼店，名曰《大秦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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