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期盼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差评比我少

走进北京西郊的两块砖书房，莫言正站在一张长长的书桌旁挥毫：“一江春水向东流”。写到“东”字时，他轻声嘀咕了一句：“有没有河水向西流呢？”

这天是星期一，第二天就是公号“两块砖墨讯”发文的日子。五年前，莫言与书法家好友、舒同研究会会长王振一起开了这个公号，专门分享诗词书法。在发文之前，王振会把要用到的书法作品依次放大几十倍，两人边看大屏幕边琢磨，这个韵对不对，那个字好不好，讨论了大半天，索性起身再写一遍。

这一期的公号内容让人欢喜。它有关12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与内蒙古通辽的先心病患儿，他们因为莫言发起的慈善项目得到了免费的手术治疗，而且全部手术成功。莫言开心地没有午休，接连写下“喜闻病儿愈，乐见幸福临。与友举觞庆，挥毫复唱吟”“笔大涵墨多，无私天地宽。人在风中立，何惧乱衣衫”等等诗句。

莫言一直很喜欢孩子。作为一个“晚熟的人”，孩子的天真和无邪，是他最为珍视，最想去维护的存在。这些年，亲友们都知道他在为慈善奔波——一群素不相识的先心病与孤独症患儿，让这个自获诺奖后就尽量少说话的作家自愿站出来，公开呼吁更多人关心慈善，加入慈善。

这并不容易。

莫言 海报设计：碧晨

回望近十年，莫言得到过爱与肯定，也遭受过谩骂与伤害。用他的话说，十年经历写出来，一定是一部漫长的小说。

但他对种种经历的回应，就像他在这次对话中给我的感觉——真诚、和善。尽管一度悲观和低落，但他依然相信真诚与和善永远是世界的多数，也相信投入慈善，以及投入文学、艺术等另一种意义上的“慈善”，是他和这个世界最好的相处。

他不再把自己关起来，而是和更广阔的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他和王振一同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学习民间的历史文化，也把一路见闻感想都记下来，以诗词、书法、戏剧、小说等各种形式与更多读者分享。他开公号，带学生，去医院看望患儿，在和越来越多“小朋友”待在一起的时光里，忘记了自己已经从一个中年人变成了一个老人。

莫言。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今年，莫言虚岁70了。

但他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成为一名剧作家、写出有新意的小说、让毛笔字有点进步、再写几首好诗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时光还是过得越来越快。过去，你像儿童时代，盼个春节多么漫长。现在感觉，去年的鞭炮硝烟还没散，今年的春联又贴到门上了。”

如果可能，他真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莫言、王振在印度洋西岸迪亚尼海滩，也学年轻人拍照。图片来源：两块砖墨讯

命运的转折

2021年，为了和更多年轻人沟通，莫言开了公号“莫言”。让他感动的是，其中很多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小文章依然能唤起当下年轻人的共鸣。大部分留言者是90后、00后、10后，有喊他“莫言爷爷”的，有唤他“莫言伯伯”的，他们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有人愿意倾听，愿意理解，愿意共情。

跟着这些年轻人，莫言很快学会了几个新词——“内卷”、“躺平”、“佛系”。

他想到自己的十几二十岁，“那时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好像也不比现在小。”

1955年，莫言在山东高密一户农家出生。刚刚12岁的时候，他小学还没毕业便开始务农了。一年365天，起码300多天要下地干活，一年之中只有一两次机会跟着生产队的马车去县城。再大一点，他和伙伴凑到一块，也感叹今后无非是娶妻生子，再重复父母为他们操劳的一切。

像一个循环，根本看不到希望。

但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不一样的是，因为大哥上过学，莫言还有机会读到几箱中学教材。他就是在那时候读到很多剧本，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屈原》《林家铺子》《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当其他同龄人在为工分和对象焦虑的时候，莫言冒出了两个“白日梦”，一个有关大学，一个有关文学。

他想不到的是，因为三次命运的转折点，他的梦实现了。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73年。那一年，他成为县棉花加工厂的农民合同工，尽管还是一个农民，但他身处工厂，每天和数百个年轻人待在一起。这些年轻人里有一部分是青岛来的下乡知青，他们读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有的还多才多艺，能拉能唱，一下打开了莫言的眼界。

1976年，第二个转折点来了，莫言离开高密，到烟台黄县当兵。他首先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只要好好努力就能得到肯定的地方。更惊喜的是，每到星期天，他可以把整整一天都拿来看书。尤其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图书馆管理员，他因此有机会集中阅读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包括大量的剧本、长篇小说。他从1977年开始订阅《人民文学》，连订三年，每一次刊物来了之后，他都一字不落地从前言读到最后一页。

在疯狂的阅读中，莫言开始学习写作了。

1976年春初入军旅，莫言在山东黄县

1979年，莫言调到保定当政治文化教员，他一边给学员讲马列主义，一边创作，最早的小说都发表在保定的《莲池》。因为1983年的一篇《民间音乐》，莫言得到了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老先生的赏识。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和孙犁的评论去北京报名。惊险的是，人到北京，报名期限已过，莫言差一点错失机会，但当时军艺的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认定莫言是个写作的好苗子。于是1984年9月，30岁的莫言终于重返校园。他走进军艺，正式迎来他心目中命运的第三次转折。

在军艺那两年，莫言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自我”——知道了自己该写什么，知道了在农村的二十多年生活就是一个素材的宝库。1985年，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那个沉默、倔强又充满灵性的“小黑孩”一下惊艳了文坛，也让“莫言”成为1985年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名字。紧接着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头条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又引起巨大轰动。也是这一年夏天，张艺谋找到了莫言。那部震撼人心的高密东北乡影片于两年后上映，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人们由此看到一个年轻的导演和作家共同走向世界。

“今天的年轻人也有理想，也会想改变命运的办法。”当莫言重温电影《牧马人》，他依然对剧中女主人公模仿《列宁在1918》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最有印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87年，电影《红高粱》拍摄时莫言与巩俐、姜文和张艺谋合影

相互的教学

这些年，莫言也发现自己低估了年轻人，以为孩子们一直在学校里，好像什么都不懂，但实际上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看书更多，每个人的生活也很丰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当然，还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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