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期盼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差评比我少
70岁时再打开青春岁月读过的这两部，他发现自己读出了很多当时没有的感受，对书中人物也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
不单是重读文本，他还把《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等当年的经典影像也重温了一遍。“这样一种艺术的欣赏过程，实际上，是寻找自己的青春岁月。我现在看一个老电影，会想起当年我看这部电影时是多大岁数，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当时忽略了很多细节，现在都发现了。”
比如，过去他不能理解托尔斯泰对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的描写：写他臃肿的身体、酒色过度导致的面部浮肿，给人一种又笨又懒的感觉。
按照现在有的说法，这不是丑化吗？怎么会写得像一个反面人物一样？
“再读《战争与和平》，我感觉到托尔斯泰这样写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描写，才能在后面更显示出库图佐夫的伟大——就是这样一个人领导俄军打败了拿破仑。这样一个老英雄的形象，他不像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正面英雄，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描写。”
坚持的原则
一转眼，距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过去十二年了。
或许有人想问：难道获得诺奖算不上命运的转折点吗？
“算不上。”莫言的回答非常干脆，“因为获奖前跟获奖后，我的心态没发生什么变化。我非常清楚获得诺奖并不代表我就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中国当代作家里，比我优秀的有很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每个人都写出了别人不能代替的作品。”
在写作上，莫言是出了名的快：用30多天写出了28万字的首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用83天写出了58万多字的《丰乳肥臀》，用43天写完了50万字的《生死疲劳》……他写小说时的状态，就和他的想象力一样，腾空而起，一往无前。
“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一睁眼就写，一直写到半夜。毕竟上年纪了。”
但他对自己的写作依然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写得和以前不一样。2020年，莫言交出了打破“诺奖魔咒”的小说集《晚熟的人》。在这本集子里，莫言是写作者，也是小说人物，他在变化了的时代回到了变化了的故乡，一次次打量着变化了的自己，新的故事由此起飞。
小说集《晚熟的人》
到了去年，莫言又交出新作，这一次是话剧剧本——《鳄鱼》。
尽管人们更熟悉的是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但莫言一直对写剧本有着深深的迷恋。儿时的他深受家乡民间戏剧“茂腔”的熏陶，他真正的处女作也并非小说，而是一部名为《离婚》的剧本。在《鳄鱼》之前，他创作的剧本《我们的荆轲》和《霸王别姬》曾在国内外先后上演百余场，就连他的小说中也不乏戏剧的身影，比如《檀香刑》是一部戏曲化的作品，《蛙》的最后一章直接是一部和前文形成互文的话剧。
“我曾发下誓言，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型。”2019年，莫言与余华、苏童拜访莎士比亚旧居。在莎翁塑像前，莫言表达了自己全力投入戏剧创作的雄心。他玩笑道，由此就和余华、苏童他们“区别开了”。
剧本《鳄鱼》
新作《鳄鱼》通过一条无限生长的、会说话的鳄鱼，讲述了一个逃亡海外的贪官的故事，由此深入探讨了“欲望”这一主题。在评论家陈思和看来，不断增长的鳄鱼是一个象征，把人的欲望意象化。在今天，欲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它有力的地方，也有它可怕的地方，《鳄鱼》对此有着鲜明的表现。
它也容易让人想到莫言发表于1993年的反腐题材长篇小说——《酒国》。《人民文学》前编辑朱伟形容这部作品是《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在1990年代初就锐利地割到了多年后才让人们都感触到的社会黑色肿瘤。
但在人物塑造上，《鳄鱼》的贪官形象要比《酒国》中的立体、丰满得多。莫言没把这个贪官写成野兽，也没把他写得不通人性：他有反思，有忏悔，有精神上的觉悟，当然，还有绝望。
莫言一直坚信，在文学创作中，不管是“好人”和“坏人”，都要当人来写。从《酒国》到《鳄鱼》，时间过去三十多年，时代变化了，社会变化了，作家变老了，情感复杂了，对人的认识也更全面一些了，但他始终希望自己笔下出现的，是活生生的人，是真实可信的人。
“不管是写小说也好，还是写戏剧也好，我们最终要完成的就是对人物的塑造。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作品里出现典型的人物，在我自己的作品里没出现过，在别人的作品里也没出现过，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一个，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当然，我能不能做到，这要读者来检验，要历史来评判。”
在文学阅读中，莫言也认为我们需要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过去的作品进行客观的分析。即使是蒲松龄、曹雪芹、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尔扎克、雨果等等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同样会受到时代的局限。
“我们这些198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将来被我们的后人评价的时候，依然是这样的，而且也是客观事实。我们有明显的时代的特征，我们也明显地受到时代的局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作家来持续地写作。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满足千秋万代的民族阅读的需要。”
在他看来，不要神化任何一个人，也不要有意识地妖魔化任何一个人。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也是文学阅读的基本原则，更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莫言长篇小说
内心的需要
也有人说，文学似乎不再是现在莫言唯一重要的事情。
这些年，当有网友提问“什么活动可以请到莫言”，莫言已经为一件事自愿参加了无数场活动，也前所未有地几次发表公开演讲、参与现场直播。
这件能让获奖后一向低调的他“大张旗鼓”的事，就是慈善。
王振一直记得那个场景，2023年5月20日，为了赶上武汉的慈善演讲，莫言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右手拉着行李箱，左手拿着身份证，穿过人群，钻过栏杆，在扶梯上疾走，在平地上飞奔。两人后脚刚刚跑进高铁门，就听到一声急促的哨声，之后当当地关门了，“那时，他完全忘记自己是个年近70的老人。”
这个老人的“为爱奔跑”或许可以以2014年为一个时间点。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莫言找到了心脏病专家胡大一，闲聊中第一次了解到先心病患儿这一群体：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他们很可能十几岁就夭折了，但一旦得到及时救治，他们可以恢复得和健康儿童完全一样。
于是，莫言分两次悄悄给胡医生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心病患儿救助项目捐了125万元。这125万治愈了西藏地区的62个患病儿童，当时红十字会想宣传，莫言拒绝了，他想到老人家常说：“善欲人知，不是真善。”
但这两年，莫言开始意识到帮助这群孩子是一件需要更多人参与的事情。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公布的最新报告，一项纳入1980至2019年超7696万名新生儿资料的分析显示全国新生儿先心病检出率持续上升。
“我觉得应该把慈善变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这么一个集体性活动。几个人做是不够的，大家都来做，一块做。你有钱多捐一点，没钱少捐一点，捐一个亿也不嫌多，捐一分钱不嫌少，实在一分钱都没得捐，你给我们点个赞，我觉得也是行善，你也会有好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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