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北大五年: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
讲述燕园故事
马寅初(左)、陆平
╓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
行年六十有五,已是标准的老人。人到老年,思考和理解力尚可,而记忆力的减退,自不可免。回顾1957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旧事,很容易引起人们常说的往事如烟、人生苦短之感慨。
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我认为,这应是对母校校史所作的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如果用另一句白话说,就是在不良政治下,北京大学做了本来不需要做的事,却未能把本来应当做的事做好。
但是,对一个特殊群体,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而论,我们在校期间,对推动本国历史进步说不上做出贡献,主要还是属于多灾多难而蒙受损失的群体。用一位同学的话说,我们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尽管时代给了我们过大的缺憾,但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是勉力承担着中国大陆教、科、文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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