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歌曲／01】心系家国前程无从寄 把抗议唱成歌 - 副刊 - 专题 - 焦点

他从来不愿把“抗议歌手”跟自己划等号，当他写的歌抹有政治批判色彩，也在首尔学术会议分享对大马抗议歌曲的观察时，人们开始往他身上贴这标签，他至今都没甩掉。他说，他只是在台上说出大家平时在嘛嘛档会说的话而已……

于是，被“抗议歌手”标签紧紧尾随，也是双威大学电影与表演艺术学院资深讲师的Azmyl，才想尝试研究何为抗争歌曲。

报道：本刊 李淑仪

发出采访邀约聊聊抗议歌曲，Azmyl Yunor也提出请求，要我到现场观看他的演出。演出是3名唱作人抱着吉他不插电弹唱，在城中一间地下音乐场所。Azmyl一身T恤牛仔裤，鸭舌帽反戴，收拢毛躁长发。建筑外听见警车鸣笛驶过，另一演唱者说起他与警察打交道的故事，如何在其中绕弯如何平和地交错；歌与歌之间歌者如是穿插分享私密话语，关于生活里处处尴尬要如何安身，有些尴尬源于身分认同，有些尴尬绑在系统与生态。整晚笑笑闹闹，也安静地听歌，粉紫色光晕下，没有人在跟谁逞凶斗狠。

并非抱有什么错位的期待；那是来自Azmyl的顾虑，也是他唤我来看的原因。

不是他激进，而是他人太温驯

有段时间他写的歌抹有政治批判色彩，也曾在首尔学术会议分享他对大马抗议歌曲的观察，人们开始往他身上贴去“抗议歌手”的标签，至今都没有甩脱，而Azmyl从来不愿把它跟自己划等号。他觉得标签是一个闭封盒箱，他不想被关在里面。这些年不断遇见有人对他投射错位的期待，期待事事都要写歌回应，期待狰狞脸孔与嘶吼；或许在我们长久习惯的语境里，抗议总是一个过分强烈的字眼。

“我只是在台上说了大家平时在嘛嘛档会说的话，突然我就成了激进的人，不是的啊。我被这么称呼，那是因为大多数本地音乐人都太……温驯。”语气里悄悄做了个鬼脸。

拒绝装进盒箱，因为他从来不是也不想以那种面目抗争。于是当“抗议歌手”标签紧紧尾随，也是双威大学电影与表演艺术学院资深讲师的Azmyl，才想尝试研究何为抗争歌曲。“人们给你套上一个名称，你会想要知道答案对吧？不是我不明白，但我想知道正式说法是什么，而‘抗议歌曲’这个词本身也有问题吗？它到底在抗议什么？”

今年49岁，经历过本地马来抗争歌曲的涌现与撤退，他看着别人如何用音乐抗议，一路也用自己偏好的方式抗议。时局常新，媒介不断迭代，似乎也在一层层剥去抗争歌曲本有的意义。访谈中我们端详抗议歌曲，回顾它的起落，时而唾弃它，认为它是旧时代的东西，时而想着是否能够重新定义它。

抗议歌曲也许真是一个老掉牙的盒箱，但抗议本身永是进行式的事，小至鸭舌帽反戴，小至唱好一首歌。

抗议歌曲=歌+社会语境

诗歌自古风雅颂，亦有变风变雅。古今中外都一样。

世上第一首抗议歌曲已经难以追溯。若究当代流行抗议音乐，普遍将〈Strange Fruits〉（怪异水果）标为起始点。承载鲜明政治意涵的歌曲，首次走入美国流行娱乐场域，成就一场艺术表演；不像此前，美国抗议音乐常是缩在小群体里，为活动组织服务，流于宣言或标语。

怪异水果是什么啊？原来是黑人尸体。它一颗颗吊挂美国南边的树上，树根与叶沾染猩红血迹，果身在风雨中摇曳，等着乌鸦飞来把它啄食——歌词原是犹太人Abel Meeropol写的诗，在看到一张1930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私刑照片后动笔。1939年黑人歌手Billie Holiday录唱成歌，并在一众白人面前献唱，用冷静口吻控诉私刑黑人的暴行。

Azmyl提起这首歌，依照身分将黑人白人犹太人架设在各别位置，“原先是在台上娱乐白人观众的黑人歌手，”突然化身控诉者，“所以才如此震撼。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也关乎她是谁、她在哪里演唱。”是大于歌曲本身的一整个社会语境，让短短几分钟的抗议歌曲真正施展影响力。“就像电影如何设计镜头框架，人们常常忘记这点。”

换句话说，定义抗议歌曲，要比歌曲本身复杂得多，它是叩问政治现象的歌，是跟弱势者同在的歌；在词曲之外，还有特定时空背景的复杂脉络在承托。

回到音乐创作者的身分呢，定义会不会比较简单？

2010年推出〈Kinchang Penindas〉（暴政者的诡计）这首歌，给Azmyl换来“抗议歌手”的称谓，至今仍是他所有歌曲中，Spotify播放次数最高的一首。歌里没有指名道姓谁是暴政者，只是缓缓说着星期一的午后，若有所思地坐着抽烟，头晕心烦、喉咙干涩，回忆如额头汗滴，有些关于压迫的事在胸膛翻涌……

“这很有趣，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很有私人情感，同时我也在对很多事情作出回应。我认为抗议歌曲是两者的结合，它既是试图发声，说出社会里需要被说出来的话，同时这种表达的需求也非常个人化，有没有人听，你都需要分享。所以，它不像是写流行歌曲那样，想着‘哦，我希望人们喜欢这首歌’而写。”

那么，怎样才算是一首好的抗议歌曲？

英国乐评人Dorian Lynskey在其著作《每分钟33转：抗议歌曲的历史》里，列出连串拷问——一首抗议歌曲究竟是能同时为政治和音乐注入活力，还是仅仅贬低它们的价值？歌曲的音乐价值能否剥离社会意义，抑或后者总是遮蔽或扭曲前者？它真有能力改变人们观念，甚至是改变政策？它是将重要议题呈现给一批新观众，或是把议题简化成几行歌词，表演给不在乎的人听？

这些拷问没有标准答案，更像是创作者应该加诸自身的伦理约束。Azmyl说，写歌时这些问题如锚重要，帮助他形塑创作方向，提防自欺欺人。贬低或简化太容易，因此他也总说，他不喜欢抗议歌曲写得太直白，就像是为歌曲标上赏味期限，事件淡去歌曲也就过期。

含蓄时期

1997年自制卡带发行歌曲，1998年在澳洲街头卖唱，2000年代回马四处演出。当年还未有唱作人（singer-songwriter）开放麦的风气，表演邀约多半来自社运人士与非政府组织，“我也支持特定的主张。”

歌手生涯初期，他结识很多庞克朋友，用音乐大声抗议早在庞克圈见怪不怪，“他们的音乐非常直接。”往另一端走去，就是流行歌手了，“唱流行歌，唱情歌，你变成一台点唱机。”咦，怎么没有中间地带？他想，若要成为独唱歌手，平衡在直白抗议与流行点唱机之间的会是什么？

兜转来去逐渐找到同伴。

2005年，本地独立唱作人圈子的新兴时期，Azmyl与两个友人创办KL Sing Song音乐会，为这些音乐人搭建表演舞台。“因为参加的人都是个体，我们开始听见不一样的声音，当然也有比较直接的演唱。”音乐会连续举办5年，身在现场他们笃定，这些歌有戳到痛点。“你会知道的。有个uncle每场都来，总是很冷静，从来不笑，不跟我们互动，也不买周边商品，演出结束他就走了。”圈内朋友告知，那张脸孔隶属执法单位。“我们就想，好吧，这意味着我们击中要害。”

唱作人的不插电表演，歌曲通常含蓄，Azmyl说，有意思的事往往发生在歌曲间隙，那些插科打诨的闲聊。闲聊与歌曲相比，似乎不那么容易惹麻烦。“这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问题，是歌曲本身构成了‘抗议’，还是演出本身才是抗争？”他再次强调，语境很重要。

突然之间，写歌的人开始觉得含蓄地唱，似乎已经不够。

2008年-2013年：激进时期

那是发生在2008年至2013年两届大选期间，时任首相纳吉成了某种程度的全民公敌，黄色浪潮几次覆盖街头。

身在圈内Azmyl看见，此前温和的独立音乐场域朋友，纷纷成了所谓的激进音乐人。“之前没有，现在也不见了；那几年民谣创作歌手写的歌都很有抗争意味，高喊纳吉下台，非常直接清晰。”

比如独立音乐人Nik Jidan，会在净选盟集会街头唱起像是〈只要不是巫统〉这样的抗议歌曲。在Azmyl眼中，发生在他身上的转变很是突然，“像是从云端落到地面，变得很关心政治。”关注赵明福事件，Nik Jidan写了一首〈姓赵的年轻人〉，并在多场追思会现场弹唱，吉他与口琴之间，赵明福三个字一遍遍在相同旋律中复诵，“很棒的歌。他的抗议就是很直接那种，”歌词简单，句式重复，让人容易参与其中。“但总要有人站在这个位置，所以他去做。”

另一位已故音乐人Meor Yusof Aziddin，曾在中央市场街头卖唱，“很棒的唱作人，他常说，唱歌就像是在祷告。他的歌很美，文字有日常的诗意在里面。”同样是在这个时期，Meor却也推出一张极具政治意涵的专辑《Dari Rakyat untuk Rakyat》，专辑以〈I.S.A. (Ikut Suka Aku)〉开场，用蓝调民谣嘲讽那个恫吓人们多年的内安法令。内安法令早已废除，几次听Azmyl说，在内安法令黑影下长大的世代，常有一种甩不掉的恐惧思维；而抗议歌曲是在记录时代，同时也让权力低位者换个姿势把恐惧掸走。

但抗议歌曲必要是一首完整的歌吗？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游戏规则，允许人们更自由地匿名恶搞。至今想来仍觉有趣的例子，Azmyl说，是那首衍生自纳吉“蕹菜论”的“蕹菜歌”。网民把纳吉现场演讲的原声，经过调音、搭配电子舞曲，诞生一首〈Kangkung Remix〉，在当年掀起轰动。影片只有1分钟，“对我来说是很棒的抗议歌曲，很幽默。”没人因此被捕。“人们很常对社交媒体嗤之以鼻，但我觉得它去掉了像中间人那样的过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