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称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同时提出设立沟通智库与决策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据中共学者称，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智库能力以位居第二，远超过印度和俄罗斯。媒体称，尤其是近年中国的防务智库更是在持续升温。“中国智库的春天真正来临”。
大陆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南方周末》12月5日举办了一次南方防务论坛，并成立由媒体运作的南方防务智库。报道说，之前中国总是在西方国家智库垄断全球安全议题的背景下沉闷地生存，而如今局面正在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南方防务智库顾问金灿荣说，“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正突飞猛进。”“各国的智库建设中，中国算是比较好的，跟美国的距离算是比较小，中国智库的整体能力排在全球第二，比印度、俄罗斯都强。”
美国参议院一项统计表明，全球排名前50位的安全与防务智库，九成以上为美欧国家占据。其中，兰德公司是美国诸多智库中的“带头大哥”，其全部工作，几乎都围绕三个核心问题：研究课题是否接近和到达政策议程？是否为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知晓，并由此提高了政策讨论的水平？研究成果是否导致决策与现实的变化？
而初步统计，自2012年以来，仅防务安全领域就有至少5家民间性质的防务智库应运而生。报道称，随着这些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的民间防务智库的崭露头角，政府、民间、大学附属型智库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成形。
“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员到中南海讨论研究，最后才逐步建立起研究机构。
同时，中国智库也初具美式“旋转门”的特征，它是指智库人员直接出任政府高官，或在危难之际成为总统政策顾问，诸如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官员均出身智库，他们“出将入相”，直接把研究项目带入决策核心圈。
2010年6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一篇题为《中国新智库：官员、企业家与学者互动之地》的文章中提及，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向智库提供资助，不少“海归”学者也意识到：智库是一个理想的机构跳板，有助于自己融入政治体制，引领中国的公共话语系统。李成还举例，被纳入政府官员的诸多专家之中，最为典型者当属朱镕基，他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直到当选国务院总理。“旋转门”在转动，如今，许多具有学术背景的官员离任后则重返智库，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一道“旋转门”，许多离任官员在这里担任领导职务，理事长正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视“谋士”的传统。当前，中国智库在人员构成上依旧是纯学者为主，这些人大多从学生直接进入智库工作，尽管他们理论造诣颇深，但对政治和决策却缺乏经验和了解，这也导致中国智库陷入“学究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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