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之恶

“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他不无感慨地自述着，“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

文革时期的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

1967年5月30日，一位名叫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

近日，文革中的符号人物宋彬彬返校道歉。共识网授权发布了道歉全文，《新京报》以《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做了整版报道。人们看到宋彬彬向卞仲耘的塑像鞠躬。这位被她参与暴虐致死的女校长，已经死了整整48年。细数一番，宋彬彬有“两宗罪”：一是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的杀人比赛，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二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简称“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宋彬彬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正值青春岁月的宋彬彬缘何会对昔日的老师同学施以暴力？

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一经媒体发布后，“平凡之恶”的论调又被人们重新翻了出来。此理论最早来自于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即作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大奸大恶之徒，普通者亦可在丧失理智、盲目“服从”时所为。很多人愿意将纳粹的罪行比作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其规模其内涵甚至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但用汉娜“平凡之恶”理论来看，即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只是个在地球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

当年文革时期红卫兵犯下的正是这种“平凡之恶”。宋彬彬说，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所以，对老师的暴行和迫害，成了证明自己“政治正确”和“保卫毛主席”的最有力证据。

另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徐雅兴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

再加上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宋彬彬不是第一个站出来道歉的人，但她的“道歉”引起的舆论风波却是最剧烈的。原因有三：其一，她是“红二代”，也是继陈小鲁之后第二个就文革道歉的红卫兵。宋彬彬之父宋任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其二，宋彬彬与毛泽东曾有过一段流传颇广的“故事”。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经由媒体铺天盖地的借题发挥后，“宋要武”很快成了宋的代号，名字的由来亦广为传播。虽然宋本人从未承认过毛赐予的这个名号。其三，与其他沉默的红卫兵不同，宋彬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被聚光灯围拢。每一次，也都与文革撇不清干系。

宋的“道歉”，再次使得公众目光聚拢过来的同时，也得到了冰火两重天的评价。肯定派认为道歉要得，虽然姗姗来迟，迟道总比不道好。微博认证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编辑的旷野平与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属于这一类。前者类比后得出结论，宋彬彬从美国回来道歉，相比大量不敢道歉、甚至没有悔意的人来说，她今天的行动是值得肯定的。后者亦叹慰亦期望，叹慰曰：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宋彬彬道歉。虽然姗姗来迟，终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期望曰：但个人道歉，只是一种社会伦理层面的自我修复。我们更期待的，是来自体制的道歉，因为只有后者，才是文革的发生的真正动因，也是防止文革卷土重来的关键。

反诘派不是不满于宋彬彬道歉的行为，而是对她道歉的内容大加挞伐。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其说宋彬彬在道歉，不如说是在为自己洗白。原来宋彬彬道歉的核心是自己曾两次阻拦同学殴打卞校长但未起效，“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新京报》的报道中提到，被批斗的老师一直念叨这些造反学生，“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宋彬彬们则“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于是有人将故事串联在一起后发问：这是要把“反思文革”变成“感动中国”的节奏么？

媒体人石述思基本保持了朱大可的后半段“期望”的部分，只不过他的期望对象不只是体制，还有更大的期望，就是“为日本树立个好榜样”。风清扬的视角也由此铺展开来，“当我们严厉声讨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时，可曾想过就在他们二十年后我们整个民族集体癫狂下对自己所犯下的更大罪恶？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谈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德国也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是德国能够正视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从上到下有自省和忏悔精神，正因如此其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学者身份的风清扬算得上是文革问题的拥趸和忠实粉丝。早在2013年8月中旬，正值文革致歉热潮之际，其就在第一时间独立成篇《谁最应该为文革受害者道歉？》开头历数了连日来的道歉者----山东的刘伯勤、河北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一位老人曾写道：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除了他们，还有谁更该为文革而反思和道歉呢？经过平凡之恶和历史局限的情绪酝酿后，作者终于开诚布公提到了关键人物，“尽管我们也曾一度有清算文革罪行的共同要求，但文革罪行最高刑罚罪责的归属始终没能弄清。和日本天皇一样，那位伟大领袖并未因文革的罪恶而失去神圣的光环。从中南海移驾纪念堂，伟大领袖仍然是伟大领袖。也和日本天皇一样，伟大领袖是无辜的，他上了四人帮的当。而且。即使上当，他还是全中国第一个看清‘江青有野心，要搞四人帮’的英明领袖。伟大领袖的刑法无罪与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无罪一起营造了一种文革之罪在四人帮的神话。”

文革之罪孽是在无数个“平凡之恶”下完成的，当下，互联网营造出来的对任何关乎道德问题的“杀无赦”之状，其实也是改头换面后的另一种“平凡之恶”。作为个体的红卫兵选择在古稀之年站出来道歉，与国家层面的反省和道歉能否到来并不冲突。很多人一边对国家层面的“不表态”咬牙切齿，一边不自觉地将这种愤怒强行扣在了站出来道歉的人头上。就目前来看，来自体制的道歉以及为日本树立榜样的机会还遥遥不可期，不过个体的道歉已经形成一股浪潮和倒逼力量，至少当局开始意识到：道歉已在路上，民意不可违。如果将这股倒逼力量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劝退”，谁能说这是种进步？又何谈为日本树立榜样？归根到底，期望国家层面的道歉，或是期望日本的道歉，为的不是反毛泽东、反当局、反日本，而是反罪恶。后一点，放之四海而皆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