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月21日，湖北省鄂州市政协主席刘沐珍因严重违纪被正式调查。在中国政治权力图谱中被边缘化的政协系统，刘沐珍的落马并非个案。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已有包括王素毅、李达球、陈柏槐、童名谦、杨刚、李崇禧6位政协系统高官被调查，占到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近1/3。
分析人士认为，外界认识中的中国政协系统已成腐败重灾区的印象因此坐实。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目前省级政协主席已经悉数退出地方常委。因此，此次政协系统遭遇的“劫数”不仅表明其已经成为中共反腐重要战场，而且也成为时下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政协脱离常委，是参与决策权的丧失，却也是趋向独立和监督权的强化。未来的政协或将回归本位，真正向社会开放，并成为一个能够容纳社会各方声音的场所。
政协为何腐败“重灾区”？
据湖北省纪委消息，鄂州市政协主席刘沐珍（男）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在去年9月，该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已经落马。其实，该省此景只是中共十八大后政协系统动向的一处缩影。除陈柏槐外，原全国政协委员王素毅、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湖南政协副主席童名谦、全国政协委员杨风、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6位省部级以上政协系统高官也相继被调查。
十八大后省部级以上官员被调查或落马近20人，而政协几乎占到其1/3。此外，还有职位略低的徐龙、冉新权、胡玉成、李志民、王荣泽、邓炳球、杨林一干人等，遍及四川、广东、河南、甘肃、陕西等地，皆因违纪被调查、落马甚至判刑。观察人士指出，这一盛景不仅表明政协系统是本届中纪委反腐的重点“关照”区域，也说明其已经沦为腐败重灾区，并且不排除存在某种腐败窝案，甚至腐败集团的可能。
此次被宣布调查的刘沐珍在进入政协前，曾在地方党委、政府与人大工作30余年，在53岁时进入政协。这几乎是政协体系中来自党政系统委员们的标准仕途轨迹。作为各级政权的必备配套机构，政协已在事实上成为了中共官员的“二线养老院”，或者是在某些官员升迁无望、犯有工作问题后临时“避风头”或被“发配”的场所。负有“政治协商”职责的政协却是中共党政体系中的一部分，享有同等的官僚级别和福利待遇，同时也成为一个藏污纳垢之处。
政协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人员中除了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八个“民主党派”外，还有为数颇多的商界、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虽然政协在中国政治格局中被边缘化，但是与党政军等系统相比，其与社会的联系却更为密切。再加上制度设计对此缺乏足够重视，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为腐败大行其道开了方便之门。据媒体报道，李崇禧、杨风等人涉贪，均是因为与商人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总结来看，政协之所以会成为腐败“重灾区”的原因大体上有：1.官员年老退休前发挥“余热”或者说“恋栈”；2.官员升迁无望挂职二线；3.出现问题后被“发配”；4.出现问题后“避风头”，他日重新出山；5.人们贪图政协权位、福利争相进入；6.与社会联系密切难免权钱交易；7.兼有党内外属性，缺乏有效监督。
此番政协委员纷纷落马，一则说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二则也证实了该区域的腐败情势。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政协并不直接与社会打交道，且多是由执政党豢养、行将退休的老人，即使因反腐掀个“底朝天”，也不会对国家机关和民众生活产生大的影响。这也使纪检部门在此处反腐时能够少有顾忌、放手一搏，也更为便宜。此地成为反腐重要战场也就顺理成章了。
政协独立化 与中纪委成党内外监督者
在中共权力图谱中，有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组成的政协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但是在一党执政的核心机制下，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后，政协的地位已被边缘化，实际作用被弱化，而“政治花瓶”一说亦逐渐兴起。
与政协被虚置相伴随的，则是中共自上而下集权的加强。
中央集权在毛泽东执政20余年，尤其是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毛死后中国改革开放，中央集中的绝对权力逐渐向外向下释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和社会活力，令中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建设成就。然而，在执政者仍然手握太多权力资源的同时，又出现了中央集权和权威下降、地方集权相应上升甚至挑战中央的新形势。腐败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四风”沉渣泛起，愈演愈烈。
如何破解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是自邓以来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需要不断回答的重要问题。中共新领导层在十八大中申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革调整，除了创新的方向外，另一途径就是正本清源向原有组织建构的回归。例如，王岐山所领衔的中纪委目前日趋独立化和实权化。王岐山此前专程奔赴中纪委前身中监委旧址，即是一个十分明确的回归信号。而近年来政协的变化也大体符合这一趋势，只是因为涉及到其他政党和民间力量，议题复杂敏感，要求更为苛刻的政治环境条件。
媒体此前有文章《观察站：政协主席出常 四大权力机构平衡被打破》指出，自数年前以至十八大后的调整后，中国31位省级政协主席全部“退出”同级党委常委班子。有观点猜测这一动向或许意味着政协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过也有更为积极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共对政协参政议政独立性的一种强化举措，抑或可被视为一种职能的“回归”，是中共将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以往之所以将政协主席任命为地方常委，自然是有利于加强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出于统战的需要。但是由于要接受党委的领导，实际中是接受地方一把手的领导，结果是加强了其个人的权势。一些地方一把手不愿进中央的心理就是由此而生。
而当前的政协主席则大体从地方党委中剥离，不再直接参与地方决策。恰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说，“正因为不再兼任党委，政协主席才更敢说话”。这是参与决策权的丧失，却是监督权的强化。
而从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原始定位来说，这又是一种职能的“校正”。
政协与中纪委的动向均是从地方领导集体中脱离，并趋于独立化，其连锁反应则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型内部自我管理的加强。需要指出的是，中纪委与政协均是中国政治中重要的监督机关，只是一个侧重于党内，一个更具有党外属性。中共或许正是意在以这种党内外的同时监督的顶层设计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以求打造一套能够关住权力的笼子。如此，遏制和清除腐败和“四风”也就水到渠成了。
不过，政协与中纪委也有所不同，前者还具有批评建议职责，后者则另有执行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即是针对政协提出的未来改革目标。以此来看，政协将来有可能成为兼有智库性质与监督职能的新型组织架构。但是不论如何，已经深度腐化老化的现有政协团队已经难以堪此重任。除了对其继续进行高强调反腐外，如何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人员流动机制，尤其是向社会开放，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包容和展现社会各方面权益和声音的场所，更是一个需要长远规划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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