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媒在报道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暴恐袭警案件时，不经意将另一起袭警案件且发生在中国马年除夕夜当天的恐怖袭击，作为“副产品”牵出。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库尔勒，同样是以警方的巡逻车为目标，至于伤亡情况没有更多细节，这起恐怖袭击案也并未见诸媒体。
为何发生在除夕夜的暴恐袭击要严密地封锁掉？最后的面世还是以知情人士透露的方式公之于众？当局刻意为之有何长远打算？政情分析人士给出的解释是：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尤其在除夕夜这样一个时间点，更是不允许有任何负面的消息“鸠占鹊巢”。
对参与实施恐怖袭击的暴徒来说，挑准作案时间点尤为重要，比如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当天，七常委正在距离天安门不远的人民大会堂开会，引起的舆论震荡不可谓不剧烈。选择在除夕夜当天作案，也是出于扩大舆论影响力的考量。因为在一片“欢欢喜喜过大年”、“过个天平年”的和谐之声中，有一个令人紧张的恐怖袭击很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也是对新疆当局乃至中共反恐最直接的挑衅。
对公关恐怖袭击的当局者而言，一贯的政治需要决定了手段和做法，同时也是在用心理战术应对暴徒。面对除夕夜的暴恐，最终拍板“不要对外报道”的决定权握在中共手中，这不是新疆一把手张春贤可以独揽的。事实上，每年春节之前和之后的若干天时间里，中国大陆便自动切换到了“过年”环节，这也就意味着负面事件少之又少，举国上下如何国泰民安才是最政治正确的主旋律。除夕夜当晚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弘扬主旋律的最大舞台，对其内容的严密审查，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虽然除夕夜的暴恐案顺利被封锁，但当中国传统的“元宵节”与充满西方浪漫色彩的“情人节”在14日这一天撞车，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传来噩耗，令各方媒体倍感突然。16日，该恐怖袭击案告破，中共官方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携带爆燃装置，手持砍刀，袭击公安巡逻车辆。当天，张春贤在部署为期三年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事项时也提到了反恐问题，要求依法治理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极端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深入揭批“三股势力”本质，戳穿“圣战殉教进天堂”等荒唐谬论。
面对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张春贤的“柔性治疆”也一再被反诘和质疑。单从封锁暴恐消息来看，一方面是中共在用心理战应对暴徒，另一方面也是一贯的维稳思维在作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务之一就是应对日益猖獗的恐怖袭击。在特殊时间节点的“刻意掩盖”，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当局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对民众的承受力和舆情可能的走向，也预估得太低。
但中共对“可能后果”设置的越多，越容易被暴徒钻了空子。或者说，中共以为在巧玩心理战术，实则已然陷入到了一种死循环中，给暴徒留下了更多的可乘之机。以暴徒的考量，既然当局不愿意在特殊节日里看到不稳定的恐怖袭击，那么便可以刻意选择此类节点来实施恐怖计划。长此以往，双方心理战的可能后果，恐怕不是恐怖袭击案件的锐减，也不是暴徒的主动退却，而是性质更为恶劣和猖狂的暴力行径。新疆反恐形势已经显现出的一些新变化，可以看做是暴力行径更为恶劣和猖狂的直接证据。这些新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连续作案，多点频发，例如巴楚“4•23”事件、鲁克沁“6•26”事件、和田“6•8”事件等；二是将恐怖袭击对象由主要面向汉族转向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多民族，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例如巴楚“4•23”事件；三是打破东疆平静稳定的社会形势，如“6•26”事件;攻击一线派出所和警察，例如和田“7•18”事件、巴楚“11•16”事件、莎车“12•30”事件；四是自杀式袭击浮出水面，例如“6•29”劫机事件；五是外溢到内地，例如北京金水桥“10•28”事件;六是独狼式碎片化袭击，各个事件是独立的，没有团伙组织上的联系。
与之相对的，自十八大后，中共应对恐怖袭击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消息更及时，处理的速度比以往更快，民众的知情权得以保障的同时，也让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新疆问题的西方媒体变得无话可说。所以，当暴徒在特殊时间点实施了恐怖袭击，当局也应该剔除那些想象出来的“可能后果”，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公之于众，此举不仅是反恐自信心的彰显，是对暴徒的直接打击，也能在一个程度上拓宽民众的承受力，可谓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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