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广东东莞“三级地震”拉开了习近平时代打击卖淫嫖娼的序幕，那么对四川“黑老大”刘汉以及黑金帝国的连锅端，则是习酝酿一年之久掀起的打黑风暴。前者借扫黄之名打击公权力，为反腐开辟新路；后者则将打黑作为前奏，一步步挖出背后潜藏着的大老虎。两者的成功之处在于，打击极少数，取悦大多数。
说起打黑，很多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薄熙来在重庆时的唱红打黑。日薄西山时，曾有不少声音认为，薄熙来政治遗产的某些方面有可能继续留存下去。因为薄熙来是他那一代人里唯一真正试图走出精英特权阶层的小圈子、直接与老百姓对话的领导人。他在重庆执政期间的唱红打黑运动虽然受到许多人的厌恶，但辩护者可能会说，薄熙来对重庆那些蛇头、黑社会老大和犯罪团伙首领的打击，至少使社会朝增强法制和提高可预测性前进了一步。
虽然薄熙来的打黑被证实为“黑打”，但不可否认遗产的某些方面确实留存了下来。一方面，小规模的“杀富济贫”是大有市场的。比如对刘汉集团的打击，就赢得了不少民意支持，尤其是那些四川本地敢怒不敢言的受迫害者，更是炮竹连连，以示庆祝。另一方面，在官商早已自动捆绑为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打击钱袋子、白手套，就是在打击背后的保护伞，也是当局不愿意放过的维护执政合法性的一大筹码。民众的期待，加上当政者的现实需要，意味着打黑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不满足于当局隐去政治问题给薄熙来治罪的自由派则认为，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了“重庆模式”。“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曾有过一段不彻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来倒台一年有余，当局却从未对“重庆模式”进行过任何反思乃至讨论，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与其说重庆模式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说是薄熙来对毛泽东遗产的再利用，将其再次复活。待到习近平打黑旋风刮起，继而顺理成章被看做是这一预言得以验证的筹码。
站在中共的立场上，隐去薄熙来的政治问题，是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因为不想让政治斗争被进一步放大。延续打黑，却不是对薄熙来政治遗产的继承。更确切的说，薄熙来打黑实为黑打，是扭曲了的打黑，如李庄案、任建宇案，背后是薄个人家天下的政治野心。习氏打黑在逐渐走上正轨，放长线钓大鱼，也是对薄熙来政治遗产论的一种粉碎，何况这条大鱼背后还有一只奄奄一息的大老虎。习近平上台至今，雷霆动作不可谓不多不大。从整风运动到铁腕反腐，从意识形态之役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扫黄风暴到打黑巨浪，将这些大动作汇集起来，不难看出具有习氏色彩的重构社会秩序的终极目标。这一终极目标，包含有两大构成要素：一是建立一个充满正气、为官清廉的格局；二是社会上不容许有黄、赌、毒及黑社会的存在。此两大构成元素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前者对应着官员的贪腐，包括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挥霍公款、买官卖官等；后者对应着黄、赌、毒的猖獗肆虐，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
面对世风日下、无官不贪的现状，仇官仇富的情绪井喷，很多人怀念建国之初的大锅饭时代，薄熙来唱红打黑正是抓准了这一命脉，所以很快虏获了人心。但薄的终极目标与重构社会秩序没有丝毫瓜葛，相反地，是在打破尚存的社会秩序。从重庆事变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比如毛左派联合起来为文革呐喊助威，左派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制造事端，破坏性的余毒可见一斑。
刘汉黑金帝国的倒塌，只是习近平重构社会秩序终极目标的一部分。早已被“盘活”的刘汉朋友圈里，不仅有党报官媒点了名的周永康之子周滨，还有习上台后第一个被拿下的省部级官员李春城。下一步，如《人民日报》的预告----刘汉涉黑犯罪集团被摧毁，其背后的“保护伞”也将随着案情的进一步审理而公之于众，是为重构社会秩序这盘棋局中至为关键的一步。
热播美剧《纸牌屋》第二季中，一位冯姓中国红色后代在剧中说，“毛已经死了，他的中国也死了。”消极派从这一台词中生发了对中国未来的担忧，积极派则从这一台词在大陆播放时未遭到删除而有了“毛的中国已死，习的中国正在到来”的观感。撇开文艺作品对现实政治的隐射，毋庸置疑的是，打倒一个刘汉集团，还会有更多的刘汉冒出，同样地，打倒一只大老虎，也不能彻底杜绝下一个大老虎出洞。习氏打黑意欲重构的社会秩序带有很强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补救策略。退一步来说，即便如此，此番大动作能起到震慑官场、赢得民心的作用，能化解“亡党亡国”危机，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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