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北京市委书记一职一向被认为是“地方诸侯”的龙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直辖市党委书记按照惯例通常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参与决策层的讨论。因此，由谁来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意义重大，需要中央不断权衡。
而在基层官场之上，相较于其他地方官场，北京公务员被认为更为现代化，更具有服务精神。作为中国最特殊的地方官场，北京一方面有过71岁的市委书记，一方面也出现过35岁的副市长。一方面甚少与外地官场互动，另一方面很多局、处级干部直接进入中央。“不来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句中国民众皆知的俗语，一方面是在说作为中央所在地，北京高官云集，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一种北京地方官员亦可“通天”的信息。而这些，都成为了今天重新观察北京官场的有趣角度。
北京市委位置独特 曾被毛批评独立王国
如果要看北京市委的特殊位置，首先需要从其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角色说起。在历史之上尤其是中共建国初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更是多事之地，很多由中南海中发出的政令首先就在北京实行，甚至文革期间北京市委也是第一个被打倒的。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写了《海瑞罢官》的吴晗进行保护，使一直就对北京市委不满的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主持下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中，直接点名批判彭真，彭也由此而被打倒。甚至当时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称“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可以说，在那时候，北京市委书记一职是个“火山口”，谁坐在上面都不舒服，随时可能被岩浆淹没。
而2013年刚刚去世的陈希同，更是证明北京市委书记难当的一个案例。被指控在“六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陈希同，曾被高层一度认为能力很强，有望一度进入常委。但随后因为王宝森事件而被捕定罪，并在1995年被以“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正式开除陈希同的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事发之后，同样作为政治局委员级别落马的地方大员，陈希同又曾一度被媒体频频提及。
习近平在2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的陪同下对北京进行视察，参观了南锣鼓巷等地。新闻的背后是各种京城密语，有消息称，郭和王多次“上书”中央，希望习能够对北京进行视察，表现出对北京市委工作的支持。但是高层一直没有回应，不过2月中旬习办给了北京市委答复，习近平将会对北京进行视察。若传闻为真，可见北京市委书记虽然为地方诸侯排名第一，但是在与中央关系的处理上，依然是谨小慎微，担心出错，也从侧面再度证明这个位置“太难坐”。一把手多老成持重 也曾诞生政坛新星
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意义上来说，都不容当政者出任何一点错误。这就要求中央对于北京市委书记的人选，务必慎之又慎，考虑再三。不同于广东、上海等地“一把手”要有闯劲，要改革，中央对于北京的管理者更多的是选择老成持重、不易犯错之人。
这种要求直接反应在历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年龄之上，如尉健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之时64岁，刘淇担任此职时60岁，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上任之时也已经60岁，甚至1981年担任该职务的段君毅已经71岁，堪称各地方书记中的“老人”。
作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在北京任职，必当小心翼翼，有足够的意志力能够抵挡住糖衣炮弹。当然，与困难并存的是莫大的机遇。在2012年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亮相后，当即就有媒体通过梳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履历发现，包括王岐山、马凯、孙政才、刘延东以及郭金龙在内的5名政治局委员都曾经有过在北京执政的经历，称“北京已成中共高官的仕途中转站”。
在这其中，如王岐山这种以“救火队长”来北京赴任的，称其是救火队长过于勉强，但仍不可否认北京“政治高地”地位。毕竟自1956年彭真时期开始，北京市委书记就开始进入政治局，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在1995年至2012年，尉健行、贾庆林两位前北京市委书记先后成为第十五、十六、十七届政治局常委。
当然，北京官场也并非完全是暮气沉沉，老人当政。亦有过耀眼的政治明星。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陆昊就是其中一位。35岁就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成为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的陆昊，年龄之小，官职之高，当时不仅在北京绝无仅有，在全国范围内也独此一例。
基层干部执政方式更现代 多直接进入中央
北京政治高地的地位还建立在其基层官场生态之中。相较于其他地方官员，北京的从中层管理者，到底层公务员，都更符合现代化的政治服务理念。
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官场之中，官员们经常产生的一种心态就是为了最终结果而忽视手段合法性。尤其在“政治第一”和“追求GDP”的大前提下，使得很多地方官员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伦理非常陌生，甚至根本就不屑一顾。但是北京官员就有了一些不同。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如此状况下，北京市地方官员往往显示出更为老练的为人处事方式。此外北京市干部公选力度加大，在以笔试、面试为主要环节的官员公选中高校官员显然比基层出身的官员更有优势，他们对于“法”、“理”的认识也更为现代和理性。曾有大陆媒体对今年北京局初级官员调查发现，与10年前相比，北京官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先前获得还是职后进修，现在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生。“不拼爹不拼关系”，不仅体现在社会学中的“北漂”文化，也在看似“高大上”的官场中有了具体的呈现。
当然作为首都，北京的官场也有了与其他地方省份不同之处。相较于其他各省中层干部多异地调动，交流学习，北京的地方官员却多是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有媒体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媒体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而在2014年，北京又成为“省级官员异地调动频次”、“从地方调入中央的省部级官员来源”、“从中央调入地方的省部级官员主要去向”三项排行中均排名靠前，分别是6人、3人、3人，表明北京的官场与外地和中央的互动进一步增强，也进一步凸显了北京的“龙头”位置。
老成、新星、现代、直调中央……北京政坛上打满这些复杂的标签。天子脚下，京官并不好当，也对中共官员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习近平上台后政坛格局重新整合之后，北京这个拱卫首都的要塞之地，官场会又发生何种新的变化，需要继续观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