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之际，与中石油齐名的中国国企“巨无霸”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受访时表示，西方是低级的民主，今后高级民主制度将在我们这里产生。尽管这一与《环球时报》所称的“政治绝技“相类似的观点照例引起坊间舆论的质疑和抨击，但是许多政情观察者的反应却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并且不乏一定的碰撞和共鸣。
有观点认为，主要是因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张令各方比较满意的改革蓝图已经逐渐铺展开来，并出现了许多较为实质性的改革动向。作为中共高层核心的总书记习近平也因之得到中国各界力挺。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而没有大的意外发生的话，中国政治体制或将更为巩固并继续迈向前进。
如果说邓小平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时期完全僵化禁锢的背景下真正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解放和发展，那么，志在继承邓小平事业的中共新领导层是否将引领中国迎来政治体制发展的第二春？几十年后中国是否有可能在不走“老路”“邪路”的前提下走出一条与拉美、印度等国不同的道路？以经济先行、政治控制、有阶段、有步骤为主要特点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能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为世界贡献出一种与当前盛行的欧美西方民主体制不同的现代文明模式？这些或许都是值得政治学界重新认识和考虑的问题。
傅成玉宣称，我们要坚持三个自信，政治制度好了要改革经济制度，运行制度，政府是裁判员和运动员，产能过剩。今后高级民主制度将在我们这里产生，西方是低级的民主，我们领导人是逐级选举是接地气的。傅成玉的这些话虽然观点比较零碎也不够严谨，但是类似的表述在之前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并不鲜见。例如，去年中共宣传媒体和体制内人士密集宣传“三个自信”、“中国梦”。
对于这些，外界并不完全赞同，甚至不乏一些调侃和贬低。一向剑走偏锋的《环球时报》趁机推出的“政治绝技”和军报提出的“宇宙真理”等附和更是被嗤之以鼻。概因在经历数十年严重不协调的发展过程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早已是重病缠身，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好转。也可以认为，一些体制内喉舌即使在宣传这种“自信”时，其本身也未必能说服自己相信。
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顶层设计的及时出现，以及之后较为有力的铺展。在此之后，决策层的自信逐渐感染和向外界传达，并赢得敏感的政治观察人士的认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与李克强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领导人，也有智囊认为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即使是一些与一向与中共对立的个人或团体也开始挺习，原本立场观点严重对立的左右两派，乃至关注中国的观众们的观点逐渐出现一些融合迹象。
分析人士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能够被中国各方所认可，就说明这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又兼有开创性的整体顶层设计。该文件简单列述的诸多改革项目具体内容如何，实践中又呈现何种样式，都有待时间的检验。而从十八大以来已经出现的中国政治动向来看，未来政治领域的变化或许包括：决策、执行、监督权力架构的相对独立化和制度化；执行权的集中化和边界收缩；决策权、监督权的公开化、普遍化和有效化；全方位的法治化等。该分析人士还表示，如果没有大的意外，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整体生态的稳定和政治体制的延续，也就不存在重走毛式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道路或美欧式的民主道路的可能，而是沿着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开创和实践的一种与其他国家均不同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论是被戴上的“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模式”的帽子还是其他，都带有更明显的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
可以发现，对于西方政治圈极为强调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在政治层面暂且没有显明体现，却被囊括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
那么，这三大理念是否被归为了一种更为宏观的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内容，还是在今后更为实质的政治改革中才会有所涉及？毕竟在急于求成的拉美、非洲等国家，过于追求以此为核心的政治形式已经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世界上本没有完美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而美欧等国已经经历过了必要的艰难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中共执政后的毛泽东时期的深重灾难暂且按住不提，能够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取得比大多数国家更为“伟大”的建设成就，也是建立在极为高昂的代价之上的。而且在过去多年来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严重滞后以致腐败、“四风”几乎病入骨髓，贫富差距、特权横行、官民对立、生态破坏也无以复加。所谓的“中国模式”备受质疑，站不住脚。只是，当前的中国继续停滞不前或是骤然发展大的制度层面的变革，都将面临许多无法预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现有的条件下，奔着人类普遍的“生存、发展、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做出切乎中国实际的改革调整。
此前曾有文章《加强版中国模式 习李不再避讳“疑难杂症”》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文章引述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比较自信的观点认为，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种意外，中国未必不能在不走“老路”“邪路”的前提下走出一条与美欧和拉美等均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为世界贡献出一种与当前盛行的欧美西方民主体制不同的现代文明模式。其可能性和如何实现或许都是值得政治学界重新认识和考虑的问题，对于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来说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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