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近现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成功中都能看到经济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影子。而随着世界经济环境和日本经济状况的变化，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和指责，但这不是说经济民族主义在日本已无立足之处，经济民族主义在日本仍然持续强烈，这从“安倍经济学”的各种政策上能够得到体现。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在日本各种为了民族主义动机的自由化和放松规制措施，实质上推动着日本的自由化改革，换句话说，“安倍经济学”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目标之间存在着调和性。但是，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企业社会”逐渐消失，国民对社会性福利的诉求也就逐渐脱离企业这个中间替代环节而直接指向国家。这时安倍内阁不仅没有很好承担起由企业转过来的社会性福利分配责任，而且还坚持企业利益优先的做法，一定程度加大了国家、企业、国民等经济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同时，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促使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发生不同形式的结合，随着从以经济民族主义需求为主的结合向以政治民族主义需求为主的结合的转变，日本在对外关系上陷入了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两难选择”困境。
日本在19世纪明治时期和二战后高速增长时期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经济成功，已使自己成为经济民族主义最有效的“形象大使”。但是日本“失去的十年”和导致许多明显效仿日本模式的国家“惨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已被广泛地认为是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决定性否定。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民族主义已经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批判和指责，自由主义似乎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和推行。但是，从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并没有放弃曾经为其带来经济成功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日本并不希望这些政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过时，而是要在与世界经济融合当中巧妙地利用这些政策实现经济增长。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和高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新民族主义”背景下发生着嬗变。
自2012年12月安倍带领自民党重掌日本政权以来，在经济领域先后实施了以“三支箭”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般统称为“安倍经济学”。目前来看，“安倍经济学”确实在日本经济复苏、提振官民信心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怀疑之声也从未间断。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尽管“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国内和欧美一些国家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但是也存在对日本超规模投放的日元流入国际市场可能会加剧一些国家通货膨胀等的担心，因此批判“安倍经济学”没有考虑世界经济，只是从日本经济出发来诱导股价高涨、日元贬值，这就是“只产生日本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所以，“安倍经济学”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某种程度来说，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安倍经济学”的“底色”。警惕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安倍经济学”出台伊始就饱受争议，尽管从短
期来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长期前景却不甚明朗。如果安倍内阁不能有效平衡其经济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就可能受挫。这样，需要警惕两种可能性。
（一）从日本国内来看，“安倍经济学”坚持经济增长优先的做法可能发生改变。着眼于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安倍上任之初实施的各项政策给人留下与环境相比更优先考虑资本利益和把景气恢复作为最重要课题的速效性印象。2012年12月24日通过发表“基本方针”确立了经济再生、外交和安全再生、教育再生、生活再生等四个支柱。
其中，把“经济再生”放在最重要位置，重点实施以“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经济政策。同时，安倍内阁也在修宪、集体自卫权、领土问题上呈现出极度“右倾”和“强硬民族主义”色彩。这样，安倍就面临着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哪个优先的选择。
在获得了参议院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后，安倍执政具备了长期稳定的条件。如果说，“安倍经济学”的许多政策（即使是好的）某种程度只是为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战术性应对，那么，安倍内阁的经济战略是什么呢?理想来看应该是应对更为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但是，在现实中却呈现出从经济优先向修改宪法等政治为中心转移的倾向。“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措施背后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基础并体现出深远的历史背景，日本一直念念不忘重新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第一等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显然日本不满足于单纯依赖经济民族主义做一个经济强国，更何况日本的经济优势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样，安倍内阁就会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综合的手段体系来实现国家战略。安倍公开表示:“我的经济政策，就是我政治意愿的写照。”现在基本可以看清安倍内阁的本质，它所推行的不过是“高速增长经济观”与“战前实力逻辑”相结合的陈旧的“复古主义”。当前安倍内阁扭转经济颓势的政策，其实也是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安全。这些政策，很容易让人想到明治维新时的一句标准口号---- “富国强兵”，所以有人把“安倍经济学”称为“平成版富国强兵政策”。
（二）从对外（主要是对华）关系来看，日本也存在着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的倾向。安倍内阁在国内从经济优先向政治问题为中心转移的同时，其在对外关系上也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往往会相互促进。当中日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关系演变成经济摩擦的可能性较高时，存在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进一步刺激其政治民族主义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在日本虽采取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但仍不能赢得竞争时会增大。长期以来，经济成就成为日本民族意识中的中心价值观念，导致将民族威望方面的竞争首先视为经济竞争，并且认为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如果由于从低增长走向经济衰退致使日本经济大幅度后退，日本无法赢得经济战争，其经济民族主义就会被拉到对曾经荣耀的记忆上，使“怨恨”越来越强烈，可能就会借用政治力量。这样，政治民族主义取得主导权，就存在煽动中日间摩擦和对立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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