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于6月份召开的中共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提前搬上议事日程，与第一次新疆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和发展略有不同，此次会议更多着眼于加强民族团结。习近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也主要集中于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此番动作或将意味着，频频遭到诟病的北京民族政策出现了“拐点”，也即从第一代的民族大拼盘模式走向第二代民族政策，从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到强调民族相互交融，融入“中华民族”。
北京第一代民族政策是借鉴苏联模式，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强调民族标识和民族特性。相关学者曾表示，“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得各民族把自治地区当作是本民族领土，拥有的资源看作是本民族资源，认为自治地区应以本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由本民族的干部来领导和管理。”这一表述也契合了新疆的现状，在新疆的发展和利益的分配中，机遇、能力等个体因素被弱化，民族歧视等其他因素被强化，恐怖分子以“政治自治”“汉族掠夺轮”和“少数民族边缘化”作为工具来宣传自己的“事业”和“使命”，这种以民族利益和公正待遇的号召容易引起共鸣，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从近期发生的几起暴恐案件来看，针对汉人是明显的标志，冲突双方不以穷富差距、利益诉求和政治立场来划分，仅以民族身份为认同对象，以族群标识为区分敌我的标准。有媒体表示，实施暴恐行动的恐怖分子，政治主张并不明显，更像是发泄对汉人挤占生存空间和压制的不满。通常来说，根植于民族认同的心理易衍生出民族偏见、民族歧视等偏执的民族情绪，容易对其他民族充满敌意和排斥。当偏执的民族情绪与政治权利、民族利益、公正待遇等纠集在一起时，就以民族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然，新疆民族冲突频发，是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新疆接壤的8个邻国5个是伊斯兰国家，从文化因素上，新疆民众容易对伊斯兰文化产生认同。其次，受“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宣扬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影响，新疆更容易受到分裂势力的影响。再次，受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宗教回归原教旨的趋势，新疆的宗教主义也有从温和变为极端的趋势。种种原因，使得同样的民族政策对新疆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新疆问题的复杂，导致中共的新疆政策在铁腕和怀柔之间转换，在民族个性和民族共性之间平衡。胡耀邦时期的推行“新疆六条”和“三少一宽”，采用怀柔政策，在经济上、文化上给予新疆充分的自治空间。到王乐泉执政新疆，这位“新疆王”提出“维稳压倒一切的方针”，限制维吾尔族的宗教和文化，开放新疆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吸引汉人入疆。尤其是在9.11后，开展一系列的严打政策。王的铁腕政策招致了维族人的不满，变成了汉族和维族隔阂加剧的催化剂。铁腕执政招致民族冲突，接替者张春贤则改用“柔性治疆”，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生存状况。不过，接连发生的暴恐事件，也使“柔性治疆”政策不得不惨淡收场。
“铁腕治疆”和“柔性治疆”都没能制止暴恐案频的态势，中共在强硬打击恐怖势力，维护地区稳定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从根本上化解民族之间的隔阂。根据中国国情专家胡鞍钢等学者抛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借鉴美国模式，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各民族交融一体，通过制度安排使族群（民族）问题非政治化。
从中共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的工作思路来看，中共从新疆的形势和执政的需要，选择了第二代的民族政策。提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这一破解思路，或将在未来消除汉维民族隔阂中起到重要作用。不过，中共需要考虑到，作为具有浓厚伊斯兰文化的边疆地区，强调统一，可能会招致保守势力的逆反情绪，阻碍和破坏新疆民众对民族一致性的认同或者是共同模式的培养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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