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春秋时期孔丘创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疑被烙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尊儒、抑儒以至反儒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反复。
传统文化“优越性”新论
当下随着“国学热”的升温，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优越性”被一些人不断发掘出来，以至新论迭出，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种观点是儒家文化成功地制约了专制权力。对于这些“新论”，已有不少学者（如袁伟时、易中天、刘泽华、王也扬、张绪山等）从学理上提出批评。大量史实证明，儒家文化具有两重性----加强王权的层面和制约王权的层面，儒者也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古代帝王正是在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儒家士大夫帮助下，利用儒家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那部分成功地加强了皇权，并且运用手中强有力的大权，成功地抵制了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制约。正因如此，中国的专制权力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强大。学者黄敏兰在《探索与争鸣》上发文，针对那些“新论”以史实说话的形式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方朝晖指出，儒家以贤能政治制约君主制。金春峰说儒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没有儒学的转化和教育，中国的王权更不知会成为什么样子。陈启云说，两宋时期，儒学士人们对朝廷君主专权保持了相当的制约功能，而在宋之前这项功能更强，在东晋时达到巅峰。
王瑞来的说法更为独特，他说，士大夫以先秦限制君权的理论成功地限制了秦以后的君权。“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的正常制度化教育，使君主自律。王瑞来甚至说，士大夫设置了种种规范，对皇帝层层围堵。其中“天”、“道”、“法”这三道“紧箍咒”可以说是威力无穷，将皇帝束缚得规规矩矩，就像《西游记》中“唐僧一念紧箍咒，顽皮的猴子孙悟空便会头痛得满地打滚，顿时老实起来”。他还说，历史上的无道昏君会被群臣推翻，而按照他们的意愿另立新君；皇帝政事有失便要主动禅让，让位给被认为是贤者的人。秋风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定性道：“儒家就是宪政主义的。”秋风还写作《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说透过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儒家构建了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宪政主义性质，并一直持续到清末。虽然一直以来有不少人一般地认为儒家文化具有制约专制权力的意义，但是像这样明确肯定其功效的说法尚属罕见。
对于这些“新论”，已有不少学者（如袁伟时、易中天、刘泽华、王也扬、张绪山等）从学理上提出批评，黄敏兰在此谨根据史实来论证这一观点是否成立。
专制统治者操纵儒家文化和儒者的命运
应该看到，儒家文化具有两重性：一种是制约王权的层面，如先秦的“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思想和“公天下”主张。另一种是加强王权的层面，既有尊君抑臣的思想，也有法律、礼仪等各种制度。然而，对儒家文化如何取舍，主要不取决于儒家士大夫，而是取决于皇帝。文化是软的，权力是硬的；无论如何，是权力决定文化的运行，并决定文化人的命运，而不是儒家学说或学者决定皇帝的思想和行为。由于制约王权的那部分文化严重违背君主的意志，而加强王权的儒家文化非常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不仅是皇帝个人的需要，也是专制政权的需要），所以历史的结局是，制约王权的思想往往不能起作用，加强王权的思想和制度却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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