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国官方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新政，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户籍制度的存在远不止60年，古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帝王及其朝廷中枢，对老百姓户籍，只有更严格勘察造册，没有一丝一毫松懈之意，毕竟，户籍制度本身就是王朝进行统治的手段。
萧何像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初秦末天下纷乱，项羽与众英雄盟约，谁先入咸阳即为天下共主，结果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诸将都忙着冲进后宫或达官贵人府邸抢夺金银财宝和美女，只有萧何一头扎进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以及皇家图书馆，将“律令图书”转移到安全地带派人严加看守。
后来，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刘邦高居庙堂之上。成王败寇的故事千载年来为人说道，不过太史公司马迁记载这件事后曾写下这样的话：“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其意为，刘邦日后能够迅速由弱转强，最终消灭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路诸侯，关键是了解当时中国的地理民情，而这些都来自萧何当初在咸阳的“收藏”。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太史公此说或有夸大之处，户籍的重要性却可见一斑。毕竟，户籍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土地制度的基础，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通过人口统计，“人户以籍为定”，提供分配土地和征发税赋徭役的依据，可以说是王朝国家纳贡系统的一项核心制度。而中国又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耕地面积与农业人口的增减直接关系到王朝兴衰，历代统治者莫不敢掉以轻心。为了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每个朝代的户籍制度都制定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春秋前期，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户籍改革措施，将居民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不迁不移、恒业不变。这项严格限制民众自主迁移的政策，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户籍管理从严调控迁移的重要理论根据。
从秦朝的“什伍连坐”到汉朝的“案比”都实行十分严厉的互相监督、互相检举的连坐制度，“脱籍”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亲属乡邻以及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以此将百姓强制地束缚在土地上。管理虽然严格，事实上百姓的“迁移”政府也管不住。中国古代战争频繁不说，遇到天灾更是饿殍遍地，流民挡也挡不住。只有宋太祖及其子孙吸取了前朝教训，遇到灾荒之年，不断地将流民吸纳进军队，虽然缔造了一支庞大而没有战斗力的军队，但保证了国内无战事。一部经典的《水浒传》让水泊梁山之名遍布天下，其实至多不过几千人，这与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户籍制度自诞生以来并不是没有改变的，宋代的商品经济发达，商人阶层崛起，上自名商巨贾，下至以及专以佣工为业的手工业者经常流动，其个人财产又多以货币形式存在。北宋专为城市居民单独造户籍，根据核查到的财产分成若干等，税种也多样，比如宅税（类似今天的房产税）；地税，指城市店宅地基税（类似今天的土地税）。盐钱，以及临时摊派。这些税种都以货币形式征收，所谓“出钱”；而农村，主要征发徭役和兵役，即“出力”，综合起来，就是“城里人出钱，乡下人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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