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1日，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内的几位学生领袖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试图令政府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最后学生决定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国是访问的前两天，即5月13日开始展开绝食抗议。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作家傅国涌撰文《广场绝食是怎样发起的？》，揭秘策划学生领袖广场绝食的内幕。
1989年5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进行绝食请愿
距离一九八九年，尽管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有很多史料没有浮出，使我们无法更清晰地看到历史是怎样展开的，最终为什么只能导致流血和政治上的逆转。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则新闻，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六月二十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问题，拟定这次会议议程为五项：
一、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
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
四、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
五、审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
赵紫阳鲍彤指示人民日报
这是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学生运动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回应。《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在日记中说：“这么早就公布议程，而且都是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个会议，这则新闻也是按照赵紫阳和政治局的意见办的。”五月十三日凌晨一点多，《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给报社打来电话，问头版拼了没有？接电话的小谷回答还没有。他吩咐说，先不要拼，等会儿有个重要新闻。二点左右，钱将新闻传过来了，并嘱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新闻内容是社会各界对刚刚公布的人大常委会议程这一新闻的反应，其中有工人、有干部、有学生、有教师等，大家普遍认为，这次人大常委会的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人大委员长会议把这些热点问题通过法律程式，直接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议程，反映了人心、民意。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创举，表明了人大常委会按照宪法程式解决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的决心和诚意。最后是希望大学生采取冷静理智的态度。陆超祺当天在日记中说：“老钱还告诉我们，这些反应都是确有其人其事的。当然，我明白这是赵紫阳要鲍彤办的。”【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这可以看作赵紫阳和他的助手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重要努力，鲍彤所以深更半夜亲自送到钱李仁家去。五月二十八日鲍彤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九月二十五日他在“交代”材料中专门谈到了这个事，五月十二日晚上十点后，他得知学生第二天要绝食，当时的反应是：“今天早上报纸上都登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将开会讨论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党和国家已经重视到这样程度了，还没完没了地闹什么！”有人说，今天报上这条消息登得不显着，可能学生没有注意到，可否在明天的报上采取什么办法补救一下？他就安排编了这个消息。他在“交代”中说：“所谓教师、学生、干部、工人的反映是编造的，违反了新闻报导的原则。”【《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学生运动已经控制不住
然而一切补救都已来不及了，五月十三日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学生运动进一步升级，时局往不可预测的方向演变。对此，赵紫阳当然很清楚，在他留下的录音《改革历程》中说：“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他得知学生绝食的消息后，在与工人对话时，特别希望学生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的呼吁在各大报发表了，但学生对他的恳切呼吁根本不予理会。
等到五月十五日绝食学生在广场还撤不下来，有人马上意识到赵紫阳要成为“第二个胡耀邦”了。陆超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人民日报》的编前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几位编委在钱李仁的办公室里交换意见。“老钱说，看来，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第二个胡耀邦’是难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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