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吕梁曾经是一个让人引以为豪的地方。记得小时候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马峰的《吕梁英雄传》，它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抗日老区的群英图谱;后来，经由郭兰英的演唱，“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的电影主题歌，又使人们认识了一群生龙活虎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破除迷信，敢于担当，给人以满满的正能量。再后来，吕梁慢慢地有些沉寂了。
山西官场地震如黑洞
这几年，吕梁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却是以另外一种姿态。先是出了个花7000万风光嫁女且后又被调查的煤老板，然后就是正在吕梁工作或曾在吕梁工作过的几只“大老虎”相继落马。从一个盛产英雄的地方，不期然地就出产起“大老虎”，中间几乎没什么铺垫和过渡。
根据媒体梳理，以吕梁为“代表”的山西，今年已有超过20名官员落马，俨然成了贪腐的重灾区。这些落马官员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是前后任关系，比如聂春玉和杜善学都曾任吕梁市委书记，又都曾任山西省委秘书长，他们都因与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共过事而有交集;有的是同乡关系，比如令政策与陈川平都是山西平陆人;还有的属于同一系统又是前后任，比如交通系统和公安系统，可谓“前腐后继”。这样的贪腐“规模”，再加上中纪委通报时的“秒杀”方式所产生的心理冲击效应，让人觉得不仅仅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实在是连“山西省里也没好人”了。
其实，吕梁或山西只是当下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当我们放宽观察的视界时就会发现，如今的贪腐现象实在是触目惊心，以地域而论，四川绝不输于山西;以系统而论，石油、能源、铁路、国土资源等领域为多发区;以部门论，又有发改委和政协等，大体都呈现出窝案、串案、地域性腐败“前腐后继”的现象。真的是“谁的故乡不沦陷”?随着越来越多贪官的落马，使老百姓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也使民众重拾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信心。然而，这种贪腐的高密度频发，其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它使执政者的形象受损，使民众丧失对政府的信任，使社会风气日渐败坏。在为中央的反腐态势叫好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反思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腐败会如此大规模、全方位又多领域地爆发?在所谓的缺乏理想信念的表象背后，是否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存在?
很多人虽沐浴着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交通或通讯便利，却又固守着传统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将公权力作为实现一己之私利的工具。传统社会的特质有诸多面相，围绕伦理来安排和维持社会秩序，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一生下来，就在与人相处关系中生活，家人父子，是天然的基本关系，所以伦理首重家庭。随着一个人年龄和生活的开展，逐渐产生四面八方若远若近数不尽的关系。这种种关系也就是种种伦理。伦理始于家庭，又不止于家庭。伦理的社会最重情谊，父子兄弟之间孝悌、慈爱、友恭，邻里之间礼让、敦睦，相互扶持、周济、提携，由此造就出一个温暖温情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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