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手空拳、举起双手的抗议民众面对全副军事武装起来的警察阵列，定格了弗格森抗议运动的场景，也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一种新反叛政治的兴起，这联接了1999年西雅图抗议、2001年的911、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直至阿富汗战场与今天伊拉克的ISIL。而当新反叛政治这一新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更多了另一层独有中国特色的“新反叛”成色。比如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最近就上演了一出在北京看来颇为新奇的反叛戏码----终结转世制度。
手指前方的达赖或也在寻求新路
“我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这一宗教制度将会伴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而终结……如果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来到这个世界并使达赖喇嘛建制蒙羞，我宁愿达赖转世的传统在我之后终结。”听闻此言，《环球时报》借社科院研究员秦永章之口，气急败坏地反驳“达赖无权终结转世制度。”除此之外，达赖的新反叛言论并未引发热烈讨论，因为“封杀”达赖，碰到与达赖集团相关的议题绕道而行或者静候官方报道，早已成了中国主流舆论场的通用法则。同样地，在舆论监督无孔不入的今天，碰到此等敏感话题，民间舆论场也只能鸦雀无声。长期以来，“达赖”、“藏青会”、“自焚”等均被设定为微博屏蔽的敏感词，无关乎新闻焦点或是平淡期，在搜索栏中输入这类词条后，得出的页面显示无一例外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XX’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首先是达赖近乎耍赖的新反叛说辞。其实，说“新”也不新，因为“终结转世制度”已经不是达赖第一次说。早在2008年11月，达赖印度达兰萨兰召开“流亡藏人特别大会”时，就在西方媒体面前提出了结束达赖转世的论调。2010年2月22日，达赖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再提终结论，“如果西藏人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待到这一次，终结论的表述更为直截了当，没有“如果”作为假设，反而带有鲜明的、不容置喙的决绝姿态。其次是带有官方性质的《环球时报》的反击。就见报文章来看，反击主要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撕开达赖“结束达赖转世”的假面，借由反叛言论吸引媒体眼球，并以此来实现要挟、施压中央政府的政治目的。怀揣着这一政治目的，达赖及其分裂集团的诸多奇谈怪论，比如在世转世、结束转世制度、投票选举、转世男女不限等，不过是企图改变传统转世方式，刻意给中央政府制造麻烦。第二步，奉劝并不握有决定权的达赖勿做无用功，因为达赖转世从来不是纯宗教事务，更不是个人事务。藏传佛教不是达赖一个人的，传承了五个世纪的达赖转世系统不是达赖一句话说取消就能取消的。数百年来，西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众， 不是信奉某一辈达赖，而是信奉这一转世系统。第三步，寄希望于新一世达赖喇嘛转生，比如是一名爱国爱教的僧人。
听闻“爱国爱教”，公众不免触类旁通联想到北京针对香港普选方案划定的“爱国爱港”红线。对于后者，北京的初衷和顾虑不难理解，毕竟让“胎儿”死在腹中，远比出生之后再扼杀要容易得多，是为投入最低的政治成本计。至于“爱国爱教”，也大抵是循着这一思路。区别在于，“爱国爱港”是写在红头文件中的，“爱国爱教”只是学者揣摩当局意旨所做的建言献策。
最后是外部环境对达赖态度的转变。官方层面，访问时的曲意逢迎逐步向婉拒、降低级别转变。在西方媒体阵营，当达赖发出“终结转世制度”的奇谈怪论时，也是退避三舍，这与此前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肆意报道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官方2013年年初侦破“藏青会”组织策划的自焚杀人案时有过预演，彼时，英国BBC、美国CNN、《纽约时报》、路透社等，也是三缄其口。只不过，虽然两次形式上的退避三舍并无二致，但对前者的集中报道原本可以成为质问中共的筹码，西方媒体却自动放弃，后者的报道格局则实属情理之中，因为中国媒体报道国内负面新闻和敏感话题需要勇气，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同样需要勇气。挂一漏万，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至少给达赖提了个醒：己身于外部环境而言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当政治利用价值褪去后，达赖也只是一个垂老的躯壳而已 。
早在2010年，就独家采访了现如今依然被当局“封杀”的达赖喇嘛。彼时，达赖以及他的团队就西藏的前途问题，将焦点瞄准在了汉藏人民之间的关系上。这可能一方面源于他与中共的谈判并没有取得太积极的进展，令其感到无奈和沮丧；另一方面，也符合他从提升汉藏两个民族对目前现实的认识要求，也即从精神层面化解很长一段时间的“误解”和冲突。达赖喇嘛相信，由于西藏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与否的问题，更不是如何独立的问题，因此中共不应该持续以猜疑的态度对待他。显然地，达赖四年前的“愿望”已经落空，不由分说地“封杀”，就是猜疑也好“误解”也罢的最好外在表现形式。
一如既往地“封杀”之外，达赖在作出“终结转世制度”前不久，还接受了另一家德媒的专访，采访全文被专为达赖开辟的官方国际华文网站置顶推荐。从内容来看，达赖全然没有终结转世制度的想法，而是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设定在对话和中共策略的转变上，而且对习近平也给出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在不久前的欧洲之行访问巴黎时，习公开表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佛教应承担起更多责任。对我而言，这非常不寻常：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赞扬、积极评价佛教，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究竟什么正在发生变化？是北京当局对佛教的重视程度因为习的一句话发生质的变化，还是达赖与中共之间围绕统一和分裂的问题出现拐点？从达赖后续的表态来看，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因大刀阔斧的反腐和改革动作而震惊世界的习近平，“我至今认为，如果胡耀邦掌权时间更长的话，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习近平似乎也在遵循这种现实性的主张，因此还有希望。无论如何，还是怀着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比较好。”诡异的是，怀着希望的达赖没过多久，便在另一家德国媒体的采访中开始耍赖，发出所谓的“终结转世制度”。外界诚难揣摩出达赖自己的心理变化过程，可能只有等他回国的个人愿望落定后，这种近乎通过“耍赖”夺眼球、寻求存在感的伎俩才会做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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