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萧红为原型的电影《黄金时代》将于“十一”期间在中国内地上映，想必，电影上映后将会再次掀起一股“萧红热”。
电影《萧红》剧照（图片来源：电影网）
众所周知，萧红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一个备受知识青年推崇的人，近些年来，“萧红热”似乎一直涌动，关于她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图书市场也新出了不少萧红传记。学者林贤治认为，萧红一生追求自由的品性，让她本人的故事和她的作品散发出长久的魅力。
萧红只活了31岁。她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从哈尔滨一个女子初中毕业后，为逃婚（婚姻对象为汪恩甲）与男友出走至北平，后因钱财不足回到哈尔滨，在旅馆与汪恩甲同居。1932年，汪恩甲抛弃了怀孕的萧红。7月，萧红写信给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求救，编辑萧军等人前往探视。后萧军、萧红同居。两年后移居青岛，萧红完成小说《生死场》。1934年11月，萧红和萧军到达上海，《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写序，萧红由此蜚声文坛。
为摆脱感情问题的困扰，1936年萧红只身东渡日本，次年初回国。一度生活在武汉。1938年寄居西安，与同居6年的萧军分手。这期间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5月与端木蕻良回到武汉，一起同居。端木为当战地记者，遗弃萧红去了重庆。萧红赶去重庆，生完并处理小孩后再度与端木同居。1940年，两人从重庆抵香港，萧红在港写下自传性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初，萧红做喉部手术，术后不久死在一个临时医务站里。
“有人说萧红‘不作死不会死’，说得太轻俏了。她的‘作’是对自由和爱满怀渴求，不是无聊的折腾。她感触细腻，作品有很多读者。她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浓缩了各种极致而深刻的体验，远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林贤治说。以下是长江日报记者对林贤治的一段采访。
记者：萧红为什么会突然“红”了起来？
林贤治：我倒是不太关注萧红的社会热度。我最初完全没有想到要写一部畅销书，主要是有感于百年文坛、文学史，对于她的关注远没有达到她应该具有的高度。其实萧红一直是比较寂寞的。如今社会上关于她的传闻增多，关于她的电影越拍越多，但我有个感觉，就是人们似乎更关注她的所谓传奇经历，她与男人的关系，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人们若不能静下心来去关注她的文字、文学，就永远无法了解一个真正的萧红。
记者：这次热潮，不单是普通人，而是像许鞍华这样的严肃导演也加入进来，为她拍电影，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林贤治：电影《黄金时代》我还没看。我不确定原因何在。长期以来，人们把萧红视为左翼作家，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人们对左翼文学的兴趣大大退潮、减弱。到今天，也许一些有心人偶然发现，哦，原来萧红这么有意思！这么自由、率性、多姿多彩，完全不是我们那个想象的、脸谱化的左翼作家脸孔。这种认识上的巨大转变，也许带给人们更多谈资、更多兴趣吧。如果电影是从这个角度去拍萧红，那肯定是值得一看的。
记者：萧红算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还是一个左翼作家？
林贤治：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东北的时候，萧红最早涉足的文学圈子，最早接触文学青年的圈子，应该是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后来到上海，她是不是更多受到影响呢？
左翼思潮的影响，主要是宣扬文学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在萧红那里，她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表达欲望，这欲望植根于呼兰河畔广大底层人们的生活，跟左翼文学的要求恰好有重合的地方，显示的是社会不公、贫富差异、地主跟农民的矛盾。这些都来源于萧红本人的生活，而不是左翼思潮对她的规训。她听从鲁迅的劝告，留在左联组织外面，不曾接受左联正统影响。她固守个人的选择，而且非常坚持。她没有集团主义的意识，这一点是她跟丁玲、尤其是后期的丁玲最大的差异所在。
记者：请说说她跟丁玲的差异。
林贤治：丁玲后来完全放弃了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而皈依了集体主义。萧红始终不肯放弃，没有集体主义的意识。她完全可以去延安，但她不愿意放弃个人主义，追求绝对的自由。与丁玲相比较，萧红害怕集体、害怕强力，但内心坚强。相对来说萧红是更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丁玲崇尚力量，以亲身实践进入有力量的组织，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记者：萧红跟鲁迅之间到底属于一种什么关系？鲁迅最赏识她什么，她从鲁迅那里得到的是什么？
林贤治：对于萧红、萧军这两个从东北过来的青年漂泊者，鲁迅伸出了援手。他把他们介绍给上海有名的作家，给予文学方面的指导，也有经济援助。他们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经过鲁迅的帮助才得以出版的。当时的出版环境非常坏，鲁迅还为他们作序，写得很用心。鲁迅对于中国的国民性的了解，那种批判性的意识，在萧红的《马伯乐》中有相当反映。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山者，对萧红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萧红和鲁迅二人有没有情感上的关系？
林贤治：我不确定你说的“情感关系”是指什么。毋庸讳言，毕竟他们是男人和女人。鲁迅很欣赏萧红，对她有很明显的好感。那么，某种暧昧的、朦胧的情绪，究竟有没有？我觉得完全可能。但是情感关系毕竟跟性关系是不一样的。萧红到上海一段时间以后，处境不好，跟萧军有了情感上的裂隙，萧军有了第三者，萧红很痛苦，成天往鲁迅家里跑，鲁迅抚慰她也很正常。他喜欢她吗？何以那么喜欢？说不清楚。
鲁迅显然是喜欢萧红“打搅”的。有时候萧红上午来过，下午又来，来的时候鲁迅说“好久不见啊”，这样的语言无疑传递出了一种信息。这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很亲密。
记者：你觉得萧红的魅力到底何在？
林贤治：萧红很年轻，很有才情。被她吸引的，同样处于流浪边缘的文学青年，他们在生活中可能会更有共鸣。
记者：萧军最开始对于被遗弃在旅馆的孕妇萧红并没什么特别印象，只经过一次见面，看了她画的画、写的字、作的诗，“顿时感到世界变了”，只两夜间两人就“什么全有了”。这是不是说明较之外貌，萧红的内秀更吸引人？
林贤治：萧军是个风流才子。当时很年轻、强壮，他像一个浪人武士，又对文学很感兴趣。这方面有相当的敏锐。可以说，他们由认识而同居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要是换做一个煤矿老板去萧红的旅馆里做客，他肯定无法欣赏萧红的才情。你想想，当时萧红还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得有多么与众不同，一下子被全盘接受，陷入爱的癫狂。她的才华是突出的，萧军很欣赏，但是大男子主义又妨碍他的欣赏。端木蕻良也大抵如此。
记者：在你看来，萧红的文学价值是严重被低估的？
林贤治：我认为是的。我有专门的文章谈论萧红的文学特色，这里不详细说了。她酷爱自由，有气派，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文体观念，信马由缰。她写的是卡夫卡说的“弱势文学”。鲁迅批评她的人物形象描写有问题，而胡风的看法则更苛刻，这些看法我不能苟同。其实，萧红写《生死场》，说人们跟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动物有什么性格呢？如果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生存的境遇，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刻画性格呢？这里包含了萧红对生活本身的认识，也反映了她的小说观念是卓越过人的。
记者：抗战期间，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出色的女作家都曾到香港躲避战乱。有人认为，萧红的文学独创性高于张爱玲，你怎么看？
林贤治：萧红的题材很广、风格多面，从文学成就来说，我赞成这个说法。
萧红的文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底层人们命运的关注，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表达她眼中的世界。张爱玲当然也是天才的作家，对生活、人性、语言的敏感，对市民社会中两性冲突的理解与把握，有出类拔萃的地方。
萧红尽管颠沛流离，但是她的文字是温暖的，对生活是热爱的。而相对富足的张爱玲却是相对冷淡的、冷漠的。张爱玲与她创造的世界保持距离，萧红把自己烧在那里面。萧红的精神世界更自由。她的文字水平一点都不亚于张爱玲。
记者：是不是张爱玲寿命更长，造成她的影响力比萧红更大？
林贤治：张爱玲到晚年几乎停顿了写作，而经常修改她早期的作品。她的早期作品有更多投合市民口味的地方。而萧红，她从没有想到要讨好读者。张爱玲是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萧红则是自己一生的故事屡屡被搬上银幕。萧红作品本身不以故事情节见长，不容易改编成电影，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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