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方法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在外界最为关注的特首提名门槛问题上，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还是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办法，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2至3名特首候选人。有评论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此举是对香港政改“连落三闸”。一时之间，“落闸”的决定在香港社会激起千层浪，许多人即时表示抗议，甚至连国内不少人也都通过微博、微信表达对香港悲伤情绪的同情。
香港已经回归17年，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支持不可谓不多，可是双方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般紧张或无奈。本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行，一直被誉为邓小平的伟大创举，如今，香港的紧张局势和香港人的无奈，不得不令人反思“一国两制”下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关系何以至此。作为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掌握着全部的主动权。对于大量普通香港市民，他们所向往的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筛选的普选方案，或者那正是一国两制的精神所在。可是，中央政府只是给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答复，即使最终作出推进普选的政改决定，却仍然留有一手，“连落三闸”，难免让人怀疑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究竟是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还是对港人治港的不信任。
或许香港社会近年来涌现出的一系列问题会令很多中共涉港的官员感到棘手，认为有必要将政改的框架定得“保险”一些，以绝后患。毋庸置疑，今时今日香港面临的情况远不如20世纪70、80年代刚刚经历了一场十年浩劫的中国内地那般错综复杂。当年邓小平可以解放思想，力挽狂澜，大胆地在百废待举的神州大地上推行改革开放，那是因为中国当时确实是穷途末路。面对各种的挑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国两制”方针是邓小平具备远见卓识的重大举措，连消带打，一方面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个有意思的参照物，更为中国的发展建立一个通往世界的窗口，展现了其内心的一种强大自信,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的充分了解,对香港曾经被衰败的满清割让给英国的历史有着清醒认识。时过境迁，是否中国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不再需要香港这个“窗口”，更不需要香港的资金和管理经验引进，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处理香港的问题上这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中国的领导层在推进中国的深化改革的时候，忘记了或许对港的“一国两制”政策也需要深化改革？
社会上流传一种声音，认为当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是对英国政府的妥协，是对香港市民积极支持回归的引诱。其实这是对邓小平的狭隘看法。“一国两制”体现的是邓小平的自信而不是妥协，不是什么权宜之计，体现的是邓小平对港人智慧能力和爱国爱港的信任，更反映了他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邓小平有信心认为，经过香港回归后五十年的发展，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会越来越展现出其优越性，会用发展的成绩来获得香港市民的认同，这是真正的“道路自信”。邓小平同样相信绝大部分香港人具有爱国爱港的热情，具有管理好香港的智慧和能力，这是对港人治港的真正信任。或许我们应该将本次人大常委会的政改决定所作出的种种限制与邓小平对港人智慧和爱国爱港的信心进行比较，以此来衡量这次“决定”的历史地位。本次人大的政改决定或许正是凸显了与邓小平当年“一国两制”的自信上的反差，中央在适当时候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和检讨。
某种程度上讲，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最大不自信体现在“爱国爱港”的要求上。听起来奇怪，香港早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回归这么多年了，两地的经贸往来、旅游更是前所未有的密切，可是中央政府还是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将“爱国爱港”作为特首候选人的标准。当然，任何参与香港选举的人都应该“爱国爱港”，这是无可厚非和不言而喻的，但将这样的要求不断重申，那是因为香港的不少从政人士并不“爱国爱港”，还是因为不少“特务”和“汉奸”潜伏在香港的政治体制内？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界定另一个人不“爱国爱港”，更无法在缺乏法理基础上随意判定某个人因为不“爱国爱港”而须将其排除在特首选举之外。即使是目前人大决定提出的票数过半门槛也无法确定某人是否“爱国爱港”。我们只要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种要求的荒唐性。将这些要求和决定联系起来，是否就能说明有些人内心对港人的“爱国爱港”成份缺乏信任，因而就有了“连落三闸”的政改决定。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先生“南下”时谈到，大多数“泛民”的成员都是“爱国爱港”，强调在《基本法》规定下，无论提名委员会组成或特首候选人资格，皆非以政团或政治派别划线，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政团或派别所有成员排除在外。这样的评价并没有提建制派的“爱国爱港”，是否在中央心目中已认定建制派必然全都是“爱国爱港”，他们中间没有汉奸和特务，但这样的判断又是如何获得的？表面看来，李飞代表了中央政府或许想缓解“爱国爱港”论的歧视性。但当这样的评价只是到了需要民主派投票通过议案时才“慷慨”提出，事实上只会凸显中央对“泛民”缺乏信任，这种“此地无银”和“临时抱佛脚”，香港市民能不明白吗？如果历史上因为在“六四”问题上立场的不同，香港曾经在意识形态层面产生了两个派别，之后在政治体制上又出现了不同的要求，将两个派别的距离继续扩展，那么这次的“爱国爱港”论只能够将香港社会继续撕裂，很快会去到文革时期的两个阵营之间的政治斗争局面。人大常委会这次的劳师动众，不惜再次冒着2017普选决定遭遇否决的尴尬，更让局面成为人们无法理解中央究竟如何理解“一国两制”的囧局。当然，这样的局面并不滑稽，因为它在挑战“一国两制”的精神，更是香港七百万人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策抱有信心的问题。
“爱国爱港”的说法最初来自于邓小平，他曾经这样解释：“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邓小平给出的解释，虽然仍然有点模糊，容易引起误会，但是却非常自信，足以说明他内心里认为绝大多数港人都是爱国爱港。试想一下，那时的香港还未回归，属于大英帝国下面的一个海外殖民地，被外人统治一百多年，邓小平还能如此相信港人大多是“爱国爱港”，那么今天的中央却为何不能有这样的信心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政改决定中所限制的民主派，其实在香港回归之前，一直是“主权回归中国”的重要推动者，回归之后，更是“一国两制”的积极践行者。与此同时，根据民主派所获得的选票看，他们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代表一半以上香港人的心声，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民意。对于这样一个“爱国爱港”并同时代表着一半以上港人心声的党派，中央政府的种种限制措施不仅与民心相背，更是一种对香港情况缺乏自信的表现。
邓小平曾经自我评价，“我做了两件事，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开创中国历史先河，容许一国之内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无疑打破长期以来中国所存在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僵化观念，而这足以看出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高度自信。香港今天讨论的政改就是对“一国两制”政策的深化发展过程，考验着中央的决策者如何看待“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度和广度。这种讨论跟当年“包产到户”的讨论有着极为相类似的意义。当时的焦点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而事实上“包产到户”只是针对如何更好让农民吃饱饭，根本不能说明社会的性质。香港的政改也只是解决香港的决策机制，尝试不同形式落实“港人治港”，根本改变不了香港的实质政治地位，更无法透过香港挑战中国的主权。将政改风险无限上纲就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是一种缺乏自信和官僚思维作祟的结果。可以这样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自信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刻洞察。在他看来，50年之后大陆完全可以与香港并驾齐驱，甚至远远超越香港，这在今天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与其无休止地争论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问题，不如允许香港尝试它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后双方都会对彼此的制度感到习惯，最终才会殊途同归。
三十年前，一个落后、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位老人的带领下尚且能够如此自信地看待香港问题，敢于相信大多数港人的管理能力和爱国爱港的热情。今日的中国大陆远非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所能比拟，相比于三十年前的香港回归的决定，今日香港所面对的普选问题，论难度无论如何都无法望其项背。既然彼时的邓小平都能如此自信，今日的中共难道不是更具备自信的理由吗？彼时的港人尚且如此“爱国爱港”，难道回归17年的港人反而不“爱国爱港”吗？
在面对香港问题上，今天的中共远比邓小平时期更具备优势。中共所担心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统一，其实大多数港人同样是关心的。港人大多是务实的，秉持着机会开放、自求多福的心态，懂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府，只要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的矛盾没有激化到不可调解的地步，大多数港人必然倾向于选择能够与中央良好沟通的特首。就算发生特殊情况，中央对香港在法理和事实层面对香港的控制是全面的和透彻的，这就更不应该在现阶段刻意为两地之间的信任制造障碍。同时，在此次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首普选推出公认尺度非常紧的方案之后，“泛民”当中的主要党派与和平占中的反应大体都是温和的，除了言语上的失望之外，并没有太多的过激行为出现。占中三子的态度更是谦卑，称要将运动给香港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公开承认以占中逼迫中央让步的策略已经失败，参与占中的人数可能也会减少。经此一役后，中央需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仅不是搞事的群体，而是真正的“爱国爱港”。既然“泛民”在对自身不利的情况下依然还能保持这样的风范，那么可想而知，倘若中共日后能够给出一个公平的普选方案，相信大多数“泛民”肯定会以更多的善意来积极回应。所以说，中共需要的是自信，是一种对港人的广阔胸怀，应该像当年的邓小平一样展现出自己的魄力与自信，尊重和包容港人的诉求，唯有这样，香港的问题才可以得到缓解。
老子曾经这样以“水”来形容强弱之间的关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这段话是在阐述“德”的时候讲述的，或许这正是中国政治所应该承继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在对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模式发展而言，中央或许应该由此而得到启发。“水”胜之于柔，亦胜之于容。柔而韧，容乃大。中央在对港政策上，既然自己已经是如斯强者，又何必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制约别人，是否真的缺乏自信，或者对现实情况的无知，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香港议题？这也是许多港人对中央感到失望和费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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