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生于1916年，原名许元文，江苏如皋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他默许当时驻港机构支持学运。北京宣布戒严后，《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发表社论，刊登“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冲击。1990年4月下旬，他获悉将被整肃后出走美国。1991年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全国人大常委职务。1993年著有《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以下是该书前言和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前言
我一向对写回忆录兴趣不大，总感觉到自己满意而又可供别人欣赏的事不多。对有些熟人写的回忆录，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自己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可是，现在变了，要写回忆录了。
鬼使神差，临退休之年，碰到所谓“六?四”事件，被卷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宫廷之争。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美国“休息”。这对中国共产党，对我自己，都是极大的讽刺！本来想到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为现实……。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退休后，曾关心地对我说：“我已安全降落。你呢？”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什么，促我早日觉悟。现在看来，我的悟性太低。
不少朋友，一再鼓励我把在香港任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六年七个多月的经历写出来，“不发表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反复考虑了近一年，到九一年四月，我才下定决心，写！（但先写了关于试论和平演进那篇文章。）
决心写的原因有二：一、留点资料，作为历史见证，供人参考；二、暂时由江泽民、李鹏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一时间回不了大陆，为稻梁谋，换点稿费。
我所顾虑的是：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记忆。对于自己经历的事情，还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但北京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证，则全无可能。既然是为了提供参考资料，自然要力求准确。但在我的现实情况下，有时很难做到。好在我是作为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相信尚有一定历史价值。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翻阅了大量的香港报刊、杂志、书籍的有关内容，借此刺激回忆和增强准确度，总算整理出了往事的头绪，增加了信心。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开会不做笔记，平生没有写日记。凭脑子，记“精神”，是优点，也是缺点。对于时间、地点，我一向大而化之，以为不具“精神”因素，不储入记忆元件。现在要用了，可就“抓瞎”了。我只能做到力求准确，但错讹之处很难避免。为此，若有研究者或读者发现错讹，并不吝赐教，我将万分感激----不，是十二万分的真诚感激！回忆录围绕中国收回香港问题的当代时间、人物，是正在进行和发展的极为敏感的话题，感兴趣的人会很多。其中内容关系到多个国家----主要是中英两国----和地区的利害，事件层叠，充满矛盾，冲突不断，有关各方见仁见智，各执一辞。作为曾经处于这一历史漩涡中心的当事人，我在回忆错综复杂的香港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种种利害、矛盾、冲突，同时也极易引来各式各样的评论乃至抨击。而对于我的回忆录不管来自哪方面的批评，我都欢迎。“闻者足戒”，这一点，毛泽东没有说错。
为求真实，我已将荣辱置之度外，既不轻易改变原来的立场，也不会为任何压力或迎合某种观点而故作曲笔，相信历史自有公论。惟文中对某些中共党内及香港社会人士或有不便之处，则故隐其名。再一点要说明的是，当时我所主管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虽然也包括澳门，但一来我们授权给澳门分工委相当大的自主权，一般事务港澳工委很少过问；二来为集中精力写好香港问题，故回忆录中对有关澳门部分略过不表。这两点还望读者鉴谅。
回忆录的立足点是中国共产党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到一九九七年如期收回，收回后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从共产党执行此方针、政策的基本情况看，有矛盾，有反复，但基本一致。全文围绕三条线索展开：中英两国的合作与斗争；香港各阶层的反应与中国领导层的对策；针对香港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香港有人评论我是“党性坚定、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是褒，也是贬。在他们看来，许某人似乎集矛盾于一身。不过，现在写回忆，还只能是这个立场，当然也稍有变化。我已不是江泽民、李鹏掌握的共产党党员了，也不是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党，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为历史实践所扬弃（我认为，即使是邓小平，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了变化）。我是一个党外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我愿和中国共产党内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摸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模式。
我对香港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应该承认，现在仍待开拓。重新认识香港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以为借鉴，是我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以新华分社社长身分踏入香港后不久，即萌生的想法，在港六年多一直为此努力。自我感觉：有收获，很不够。由此才产生退休后在深圳继续研究的设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如今鼓起勇气写回忆录，亦有贯彻初衷之意。
我在回忆录中对香港前途仍保持一贯的乐观态度。今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当视未来北京领导层是能适应形式发展的弄潮手，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盲动者而定。如是后者，小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我坚信，倒退不仅港人不容，全中国人民亦不容！故而总体来说，我对香港前途还是乐观的。文中对我退休后香港形势的发展，也做了粗浅的评述。一方面是难以忘情，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赤子之心，希望有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常保经济繁荣，民生幸福，民主进步。第十四章 “六四”风云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运动，中国的政治气候大有山雨欲来风啸满楼之势。我在香港也强烈地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我要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国务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游行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摄录，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播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游行，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游行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矛头主要是对着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着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趋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的学生还在增加，甚至有的开始绝水，这种严峻的形势，才逼使李鹏出面，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在电视实况转播中，李鹏摆出大首长的架式，居上凌下，看不到一点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鹏一方面对学生代表讲：“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同学是在搞动乱。”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不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不肯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李鹏还表示，他会在适当时候说自己看法，实际是宣布不会改变《人民日报》社论对运动的“定性”。对绝食学生代表继续进行威胁，态度恶劣，令人实难忍受。我与新华分社内一些同仁看后，反感异常，认为共产党相信依靠群众的传统，给李鹏全部丢光了。他不出来对话还罢，出来对话后，形势肯定将进一步恶化。
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鹏声嘶力竭地在北京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宣布：学运是“动乱”，要反击动乱，杨尚昆宣称已调动军队进京。赵紫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感到赵紫阳可能给撵下台了，局势将会急转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鹏签发的戒严令，激发了北京、香港声势更大的反抗活动，形势更加严重。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李鹏下台”的口号响彻北京，连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都有人打着横幅参加了游行，声势空前。香港市民这一时期一改过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积习，发起爱国运动，绝大多数从爱国、爱港，支持改革、要求国家进步、共产党进步出发，参加面之广，左、中、右各方都卷入，从大资本家以至普通市民如“的士”司机、小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资本家亲口告诉我，他们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诚在记者访问时，公开表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有些大商场举行了“义卖”，将收入或利润捐出，支持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满街的小商小贩，也纷纷自动举行同样的“义卖”活动。那一段时候，香港的爱国洪流，席卷绝大多数香港人及香港每个角落，史所空前。
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绝大多数工作员工，也无例外地，自动卷进这一洪流，成为运动中异常突出的一部分，在香港新华分社和中资机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门学运开始后不久，新华分社内、中资机构内，即开始有人参加社会上支持北京爱国学运的活动；在新华分社内，还出现签名支持爱国学运的活动。
郑华是负责党务和组织工作的，他提议应予制止。工委讨论时，我讲：“不要叫制止，叫劝阻，假如劝阻不成，那就随他去，不要强迫！”“部长、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说服他们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不要去签名。”
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已签了名，听到工委的决定后，大部分退出了签名，还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不退，郑华问我怎么办？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强迫。
这时，新华分社一些干部，不仅去参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华分社的旗帜打出去了，徐海宁还在跑马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这些，我也嘱咐，不要责备他们。我们还决定，左派群众团体、左派工会可以去参加游行，可以打出旗号，领导人也可以公开出面参加游行或其他活动，我认为，在香港当前这样规模的群众爱国热潮中，如果群众团体领导人不参加，就会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团体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会大大削弱力量。主动参与，方能保持和群众的联系。后来，发展到游行中有人喊出打倒邓、李、杨的口号，我们决定左派群众团体不要喊这种口号，我们指出，这是过激行动。
对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对他们的报导，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导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廿日，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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