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网络上，最近出现一篇90后新秀的文章《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作者韩干，对中国的知识群体，提出鲜见的犀利见解。文章只有短短3千余字，但却涵盖革命与改良、行动与言说、独立与中立、学理与心理等等许多公知大V都往往混淆不清的关键概念。全文通达流畅，说理层次分明，如此一篇好文，竟然出于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手，不禁令人在赞叹后生可畏之余，也凭空对未来多了一分乐观期许。
郭沫若堪称中国的公知先祖。
韩干的文章提纲挈领，以政治反对为中枢立论，仅此一条就足以说明，作者对政治的认知水平，已超越国内的大部分公知。
所谓政治反对，即政治层面的反对意见或反对行动。按照从知到行、从弱到强的尺度，政治反对的具体实例，可以包括政治观念上的不同意，政治秩序上的不合作，政治议题上的抗议行为，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否定或组党对抗。
政治反对的属性与强弱对比，直接反映了政治现实的生态，因此也是衡量体制形态的关键指标。如果现任政党与在野的反对党，共同均遵守民主法治的理念，在和平秩序下自由竞争，轮流执政，那么这就是常见的成熟民主。而如果当权党派占有明显优势，以专制性手段打压政敌，但反对派的地位仍受法律保护，并可参与选举竞争，那么这就属于竞争性威权。而如果政治反对，于行动层面被彻底消灭，于观念传播层面濒临灭绝，那么就属于极权或准极权体制。
以冲突博弈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在专制格局下，民主的政治反对，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而，恰恰是这一核心问题，多年以来，被中国的公知群体有意淡化回避，甚至刻意模糊扭曲，以至于国内在政治领域的公共话语，长期处于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境地，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知识人在政治观念上的整体水平，极为低下。正如韩干所指出，公知在转型问题上无条件地排斥革命，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逻辑错误。而在现实中改良愿景一再破灭，公知们非但不从中承认理论的错误，反而拿着放大镜，极力寻找蛛丝马迹以自圆其说，甚至还有部分人士，沦落到编造宫廷阴谋论的低劣水平，完全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政治话题上，自诩理性客观的公知群体，恰恰既没有理性，也极为主观。
尤其在近来乌克兰广场革命、台湾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占中等问题上，国内公知们的拙劣言论表演，不但显露出这个群体令人吃惊的知识结构缺陷，而且也更为清晰地说明，即便是在最低程度的观念抗争层面，在利益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体制的公知，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脆弱无比。
然而，如果仅仅从知识结构与利益驱使的角度，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公知群体，何以如此大规模的沦落不堪。毕竟，在当今获取信息，并不像过去那样困难。退一步讲，如果利益吸附，果真能够达到如此完美的笼络效果，那么类似于韩干这样的80后90后的新秀知识人，又如何能在这种体制下，脱颖而出。
实际上，当下公知群体的堕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堕落，这个群体所折射出的，是对八九残酷的完全臣伏，以及被内心深处的恐惧情绪所彻底支配。在这种残缺的群体意识之下，公知们再也无法找到一个足以支撑抗争意志的精神支点，以至于在公共话语领域，屡屡上演滑稽可笑的一幕幕而浑然不觉。
当下的公知一代，是意志垮掉的一代。这更是一个关乎群体心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有关学理与利益的问题。在韩干看来，这样的一个群体身份，不但注定是政治抗争的局外人，而且极可能会被前进的历史所遗忘。不过，既然公知们不能实质地解决问题，那么随着时代的继续推进，公知问题，也许就这样顺其而然地退出历史，从而自行消解，如此看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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