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占领行动发展至今，最吊诡的地方在于明明占领行动是非法的，得不到民意支持，香港法院也颁布了禁制令，但操盘的人并没有收手的迹象。北京虽然疾言厉色地予以谴责，但显然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那样，下达必须在中共四中全会前清场的指示，香港特区政府差不多也是同样的取态。
占中何去何从成为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
于是，市民生活继续受影响，商铺继续无法做生意，而香港警察不但不能清场，还要被多方辱骂，甚至要给占领者看守物质，进出占领场所一度还要接受占领者检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荒诞情况，根本原因是占领者声称是在追求民主，捍卫港人的长远利益，而因占领行动所遭受的不便，只不过是短期的，不足挂齿。笼罩在占领者身上的道德光环，使得中央和特区政府投鼠忌器，不能强制清场，市民也只有日复一日地忍受种种不便。只要自认为目的正确就可不择手段，错了也是对的，胆敢批评或不支持就是民主的敌人；这种极端化的思维，贯彻在这场占领运动的过程中。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应该说，经过亨廷顿所谓的三波民主化浪潮，加上苏联解体后的“历史终结论”和美国的独霸地位，民主已经成了毋庸置疑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哪怕是那些最专制铁血的领导人，也会在口头上表达对民主的向往，称赞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一来，民主渐渐演变成一种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处于民主化初期的社会来讲，就很容易对民主产生不切实际的憧憬，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民主身上。这样一来，触犯法律就只会强化占领者心中已有的道德优越感，外部的质疑只会让他们更加固执己见。
妥协是对方责任
学生在其中一马当先、处于事实上的主导地位的情况，则强化了占领运动的激进和不妥协色彩。这是因为学生的生活由父母或社会供养，不需要在社会上谋生，对世界的纷繁复杂缺乏足够认识，以为一切都很容易，只是你们大人不愿意做而已。学生的好处是处境超然，满腔热情，没有复杂的利益算计；坏处是脱离实际，喜欢提出一些在道理上无比正确、让人无从反驳、但在现实中却完全没有操作性的高调理念，事事要去到尽。正因他们貌似是占理的，因此总认为自己没错，妥协是对方的责任，因此由学生主导的运动，最终往往是一拍两散，以悲剧收场。应该说，这也是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革命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很多的艰难跌宕，也都与此有关。
香港占领者的激进和自以为是，已产生一系列让人担忧的后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香港民主的前路。
首先是恶化了和北京的关系。香港回归17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和策略，不能算是很成功，但在香港的民主发展问题上，并没有太大过失。事实上，《中英联合声明》并没提到普选，全国人大1990年4月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第一次规定行政长官选举最终达致普选。回归后，选举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从400人扩大到800人，再扩大到1200人，这些人有的也是由所在界别一人一票选出的。2007年，中央政府同意香港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从整体脉络来看，香港民主确实在往前走，而很多关键进展是中央政府主动提议的，因此才有“中央才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之说。
反对派仅仅因为此次方案没有一步到位，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化普选标准，就将中央政府定义为民主的敌人，将双方在民主发展速度和方式上的分歧，上纲上线为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并发动占领运动。这种做法激化了矛盾，使得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已改变回归17年来对香港无限迁就和支持的态度。
过去，无论是CEPA、自由行或人民币离岸中心，北京对香港可谓有求必应；在董建华下台、23条立法和国民教育问题上，也做过大幅度让步。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二是争取人心回归。然而因地铁吃东西、抢购奶粉等问题，香港一些人公然将大陆人称为“蝗虫”，“支那猪”；中央政府一系列挺港惠港措施和特殊待遇，不但没获好感，反而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和诋毁；再加上香港反对派背后若隐若现的西方势力的影子，都使得北京开始更多从国家安全与主权的高度审视香港问题，不再满腔热情地去支持、兜底，而开始冷眼旁观。在北京眼里，香港已不再是必须另眼相看、宠爱有加的上宾，而是一个不知好歹、不知天高地厚的坏孩子。
APEC财长会议移师北京、沪港通开通无期，都是这种态度转变的体现。香港的旅游、零售、酒店、饮食和金融等支柱产业，离开了北京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更重要的是，反对派念兹在兹的“真普选”，没有北京的首肯是不可能的。仅仅考虑到这一点，反对派也不应激怒北京。刚刚看到香港媒体将香港比为800年前盛极一时、如今已烟消云散的吴哥窟；真会这样吗？但愿不会。
其次是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对中央政府来说，香港毕竟不是北京、上海，香港人要以破坏自己家园的方式来发泄心头不满，那就由它去。至于武力清场，应该也不会，因为犯不着消耗大量政治资源进行善后；如果港人愿意，占到2017年也无妨。这样一来，占领行动发展至今，只是香港内部分裂、消耗，对内地根本没有影响，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这场运动最大的后果，是破坏了港人对法治的信心，摧毁了民众对法律秩序和既有体制的尊重和敬服，并开始潜移默化地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只要自我认为是出于良知、正义，就可以做违法的事情，若执法人员因而采取应对措施，该受谴责的是他们。这种逻辑相当可怕。这就意味着以后谁只要觉得不满，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就可随时随地用占领交通要道、罢课、侮辱警务人员等方式“抗命”，这将是怎样一个世界？
为占领行为辩护的人认为，占领是“公民抗命”，是为达致“真普选”的不得已。问题是民主快一些或慢一些，跟有没有民主是两回事，香港的形势也没有到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地步，仅仅因某个群体的不满就走上街头，绑架整个社会，这完全偏离了“公民抗命”的本意。而且，这种“抗命”也注定达不到目的。
第三是展示了港式民主最可怕的一面。为达到动员的目的，编造“解放军出动”、“警察施暴”的谣言；占领者一边高举双手，一边用脚踢警察，却声称自己是“和平示威”；记者基于“信仰”和政治立场，做选择性报道，一边倒支持占领行动；时时把民意挂在嘴上，但唯独对大多数人不支持占领行动的民意避重就轻……这些看多了，笔者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尽管香港反对派的很多人对中国不认同，其内心深处更愿意和英美亲近，更有很多人拿英美护照，但事到临头，他们完全没有英美“忠实反对派”的修养，而更多实行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那一套----党同伐异、输打赢要、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对英美和自由民主的仰慕，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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