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开始时，彭德怀尖锐的长信让毛泽东陷入沉思，这种沉闷的态势，周恩来还是在打三大战役前决策时见过。彭德怀本想与毛泽东面谈，可是却以毛泽东睡着为由被护卫拦下。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之事曾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可是这一切都变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到毛泽东住的180号，走林阴甬道不过200米，却将彭德怀与毛泽东隔开。
在病重之时，彭德怀不忘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图为
毛泽东、周恩来与彭德怀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周恩来是6月28日离开北京，次日在武汉与从韶山归来的毛泽东汇合。7月1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抵达庐山。邓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会，陈云也请病假未到。这样，周恩来实际上负责操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在前面几天的讨论中，周恩来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问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量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量的质量下降了。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以后逐步地暴露出来，党在逐步地认识和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全面地认识。周恩来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责备，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把事情办好。1958年8月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显然，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和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相似，也是符合毛泽东所说的那三句话的。在上庐山的半个月之前，毛泽东曾在关于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发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毛泽东接着讲：“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毛泽东说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也赞同：“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毛泽东觉得虽然如此，并不可怕：“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这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怪这个怪那个。……我们历来是这样。出了乱子，共产党一抓就好了。”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上庐山的初衷。（《毛泽东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
刚上庐山，毛泽东在讲到形势时仍然是这样：“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从7月10日到12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1959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来了。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庐山的和谐气氛开始逆转。其实在写信之前，彭德怀在庐山的大会小会上已作过多次发言或插话，其锋芒毕露，言辞尖锐，虽经出于好意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作了处理，特别是删掉了在小组会发言中最尖锐、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护短的人不少，估计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比如这样的话：“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从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那里，周恩来也听到有关毛泽东的一些动向。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经常亮到子夜，可是里面并不见人。毛泽东过去开会总要轮流找各路“神仙”谈话。自从彭德怀开炮后，他约人谈话的次数少了。时常面色阴沉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看书，或者坐在阳台上对着残阳抽烟。夕阳西下时，他独自在竹林里徘徊，或者绕着喷水池，反剪着双手来回踱步。有时，周恩来到“美庐”请示工作，常见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发愣。他可能感觉到毛泽东正在下什么决心，因为他那种沉闷的态势，周恩来还是在打三大战役前决策时见过。
事也凑巧，本来彭德怀想将他的种种看法，当面找毛泽东谈谈，可毛泽东的卫士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毛泽东并不怪罪，总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事情，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有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可现在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到毛泽东住的180号，走林阴甬道不过200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很显然，彭德怀的发言和后来的上书，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已经很盛的情况下，是很不合时宜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联系到彭德怀的历史；怀疑到彭德怀的用心。16日，毛泽东把彭的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这一天，他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开会。
“昨天收到彭德怀写给我一封长信，我加了个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印发下去后，大家评论一下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望望周恩来，“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恩来同志，由你通知他吧。”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委会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
庐山已经有点火药味了。
但晚上的舞会还照常举行。当时这里还没有舞厅，只能在一座小教堂里进行。毛泽东一般都是请东道主水静先跳，一两个曲子后再换别人。他的舞姿如同散步一样，没有太多的规矩。周恩来一般总是轮番请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曾希圣夫人余叔、水静等跳。他的舞姿潇洒，飘然如风，最为精彩的是跳快三步，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种舞姿。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参加舞会，舞曲一停，坐在一旁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已经隐约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问周恩来：“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当然看过彭德怀的信，随口说道：“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7月17日，按照新的分组开会，开始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会上，传达了刘少奇、周恩来16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的精神。刘少奇的意见是，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干劲要鼓足。周恩来则算了一笔账，说虽然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和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的盈亏账，也要算将来的盈亏账。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
7月23日一大早，临时通知开全体大会。上午，毛泽东亲自到会，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当一截烟快要熄灭时，毛泽东发言了。他的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意，却往往蕴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在毛泽东这篇近三个小时充满愤激之情的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联系到反冒进，说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毛泽东欣慰的是，“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其实信的原稿是写的“有得有失”，秘书在抄写时给写倒了。彭德怀对此从没怪过秘书，只是自己承担责任。毛泽东情绪颇为激动，说道：“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住了呢？20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啊？有些权利。”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是比较冷静、客观的：“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在我，实在是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毛泽东还联系到周恩来，说：“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从中看出，毛泽东对南宁会议后的周恩来的工作是肯定的，这次庐山会议也觉得周恩来是站在自己一边的。
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毛泽东的讲话真是如雷贯顶，不知所措。散会时，彭德怀匆匆离开了会场，但刚刚走出不远，就被周恩来派人叫去开会。他回过头，看到毛泽东正与其他人一起向这边走来，彭德怀迎上前去，对毛泽东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回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一向不善言辞的彭德怀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开了。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成了庐山会议的转折点。此后，会议的主题和方向，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批彭的调子一步步升级。
但在周恩来住处召集的彭德怀等几位副总理开会时，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恩来说：“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参见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
彭德怀仍沉浸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他的情绪有些抵触，他解释了自己写信的动机和考虑，表达了对受到错误批评的不满。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问题”远没有他当时反冒进那样严重。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愤愤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黄克诚自述》）
23日以后，彭德怀就再没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彭德怀心里很矛盾：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转不过来。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他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
彭德怀的老战友朱德元帅在23日下午参加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并没谈彭德怀的错误，直到25日他在第四组作较长的发言，才提到对彭德怀信的看法：“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在26日彭德怀检讨后，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担，宽慰地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很明显，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轻淡了。
事实上，形势并不像周恩来、朱德估计的那样乐观。
7月26日，对彭德怀的批判再次升温。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批示印发了《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长达2000多字的批语。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给毛泽东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直接参与了1959年经济计划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却受到严厉申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于1959年6月9日，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李云仲信的第一部分是谈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当年能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犯了错误，在党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信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上百亿投资，上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李云仲信的第二部分是建议。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但毛泽东对信中所提到的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还是给予了肯定，尤其对于他敢于秉笔直言大加赞赏。毛泽东笔锋一转，又对准了彭德怀：“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躲躲闪闪的态度，不大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存的困难……”毛泽东在此时公开李云仲的信，的确显示了他高超的“斗争”艺术。这使得那些说毛泽东批评不得的人，无法张口，因为同样是写信，李云仲写得比彭德怀激烈得多，毛泽东都能欣然接受；毛泽东也借李云仲的信让大家特别是彭德怀不要躲躲闪闪，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毛泽东觉得彭德怀还没说真话，而且他的动机与“满腔热情”的李云仲不同；同时也对那些态度不明朗的“中间派”们敲起了警钟……毛泽东在“引火烧身”，而最终是要烧一烧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
毛泽东之所以能容忍李云仲，关键是李云仲还是“小人物”。在庐山也遭到批判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本人常说，人是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还反对过鸦雀无声，说过“我就喜欢唱对台戏嘛”。在战争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本人逐渐离开了这个传统。当然，南宁会议时，我陈述有关三峡问题不同意见，是一个同实际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也许因此毫无反感，易于听取。1959年庐山会议前，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怀疑“大跃进”的上书，可说也是一例。毛泽东很看重这封信的意见，认为计委领导从未反映过。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前期几次被召见，毛也是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的。只是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这些大人物开了口，事情才变得复杂而不可收拾了。
（然而，由于全国上下的极“左”思潮，受到毛泽东赞扬的李云仲并没有逃脱厄运。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长期在黑龙江的一个煤矿当矿工，历经艰辛，直到平反。）
7月26日，各小组的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李云仲信的批语，使得庐山会议又起波澜，彭德怀被抛上了浪尖：既然对人，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于是，彭德怀一贯动摇啦，这次反对总路线，过去执行的就是王明路线；从洛川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战略方针上与主席对立啦；闹独立王国，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听党的话啦……后来竟说彭德怀的入党动机都不纯，是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
在发言中曾说过彭德怀一些好话的人大为紧张。有人正式声明，收回说彭德怀是好同志的说法，表示要重新评价彭德怀。
过去主持过反冒进，在7月23日还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周恩来，也感到一些压力。他不得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7月26日，他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负责人作的长篇讲话中说道：“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前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就在周恩来说过“不能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局部和全局，还有当前与长远，得失要算总账，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之后，他还是算起了“经济账”：“落实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
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另一种偏向是，尽说些空话，看到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上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今年850万吨钢材，最后算账只700万吨。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怕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几十万条错误，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碰到一个问题出现，就又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又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八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他还指出，基建用钢材要减32%，共250万吨。生产用钢材减52万吨，减9.2%。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和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作为当家人，周恩来不能空谈总路线，空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他自上了庐山，就没有停止对这两年经济计划的落实，为此他忧心如焚。可是正值批斗升级、对事又要对人之际，他要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保卫“总路线”，言词之间，显露出他内心的矛盾。
从周恩来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实在是用心良苦。一方面，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又必须正视国民经济困难的现实，从钢铁工业完不成计划的情况出发，调低和落实相关的其他各项生产指标。而且，还得对这一工作进行足够的解释和说明，以免被人说成是“动摇”和“泄气”。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住处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四人列席旁听。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基本上是他讲，彭德怀答，其他参加者很少发言。两天的会议中午都没有休息，工作人员送来一些包子充饥，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从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情况，批评彭德怀的表现。彭德怀低沉地说：“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1、2月间，我自己就已经转过来了，认为仍旧由老毛领导好。这是过去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同黄克诚说过。”
毛泽东讲了“五次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后，批评道：“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插话：“我61岁了。”意思是年龄已经很大了，还恨什么？
话题又转到了“大跃进”上，毛泽东指责说：“你彭德怀不愿上落后地区，不愿上山。1956年跃进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定带来各种不协调，不用反冒进就好了。收缩是对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彭德怀：“我对此领会不深。”
林彪插话：“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林彪将话题转到百团大战上，说是只有打大战的观念。
毛泽东赞同：“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期发动群众。”
彭德怀抽起了烟。透过迷雾似的烟圈，他仿佛又回到当年的那场争论：
十几年前，在延安，有些人对彭德怀打的百团大战指东道西，彭德怀十分恼火，决心和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作中间人。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毛泽东自己先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你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彭德怀是个直肠子，一听这话，一肚子怨气顿时烟消云散：“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于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好吧，请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吧。”这时，周恩来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说透，你不要错过机会哟。”彭德怀接着对毛泽东说：“那好，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彭德怀最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显然是动了感情，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恩来同志，你不反对吧？”
“我举双手赞成！”……
彭德怀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没想到20年后，许多好东西丢弃了。他也承认：“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毛泽东面对彭德怀，问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答道：“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彭德怀后边又说到：“在敌我斗争中，我是坚决的。思想路线容易动摇，马克思没有学通，盲从也不行。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关系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进北京后，跟主席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还是不满意：“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这一回反映了你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
彭德怀不同意：“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有思想革命。”
毛泽东又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还没等彭德怀反驳。林彪赶紧表态：“完全同意主席这个看法。”
……
快散会时，毛泽东说：“会议交换意见，取得认识一致，要有个过程。”
彭德怀承认：“我这次的事，同过去有联系，要搞通。片面性同立场有关，出了点乱子就动摇，要慢慢深入，弄清思想。”8月1日的常委会，仍在大多数时间里由毛泽东讲话，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毛泽东的讲话近于漫谈，内容广泛，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列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一如既往，说话仍然慢条斯理。他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很不解气的事，他希望其他人不要这样表态，于是在朱德还没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时才另说了几句。
林彪是搬来的“救兵”，很快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几句话便“击中要害”。朱德不讲了，他便开始讲，其中有几句话讲的时候声色俱厉：“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泽东长嘘了一口气，对着彭德怀说：“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结疙瘩要解开，办法是谈开；倾箱倒柜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着觉，不触及灵魂深处不行……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后再通，我们不是苏联那一套（指党内斗争），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昨天没有讲完。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同在北京城，10年九次电话，一年不到一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九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九次，老子跟你不往来。”
彭德怀插了一句：“你可以写个条子。”
毛泽东：“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三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毛泽东对有些事，虽小，却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武断地指出：“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选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
会议室里只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和偶尔彭德怀的声音。满屋充满惶惶不安的气氛，好像整个庐山就要爆炸似的。周恩来在后来有过几句插话，多是附和性的。只问过彭德怀一件事，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刘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直到最后才讲了一篇话。毛泽东的话信马由缰，但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批判彭德怀，以至攻击到个人：“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六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先生，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三七开。”林彪一开始给彭德怀定性的那几句话，毛泽东几乎都接受了：“人家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彭德怀：“过去的事可检查一下。”
毛泽东：“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
彭德怀始终坚持：“我是直接写信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毛泽东认定：“有右倾活动。”林彪，这个一向话少的人，此时却一反常态，不但讲得多而且调门也高：“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
毛泽东颇有同感：“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
林彪继续讲：“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扛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
彭德怀不能同意：“也有自卑感。”
林彪借题发挥：“你那是腰杆不硬。你见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马克思世界观没有接受。”
周恩来插话：“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他又联系自己：“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
林彪指责：“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
刘少奇抽着烟像思考又像疲倦，插了一句：“不好敞开谈。”
林彪细致入微：“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
林彪讲得很长，使毛泽东能稍事休息，他端起茶杯，吹走上面的茶叶，扭头说了句：“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
林彪更加起劲：“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
此话正合毛泽东意：“内有二心，外似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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