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迥异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新政治体，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现实政治秩序和政治理论体系同时构成冲击。被委以重任的中共宣传媒体和旗手们纷纷举起号角冲锋在意识形态第一线，为中国崛起鸣锣开道、寻求法理依据。在其看来，自己的主要对手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因为该理论认定西方制度模式是一种完成时态的终级模式，这就相当于否定了与之不同的其他形式。尤其重要的是，该理论在中国享有大量拥趸，成为反对者们的价值信条。
《红旗文稿》这篇文章来自于中共的智库型机构----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其理论水平被认为与以往相比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文章首先分析了福山政治理论的演变，以福山的自我质疑和他的理论来否定其价值理论。文章继而表示，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被福山视为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最重要的基石，可见“国家”与“法治”都先于民主，这是包括福山在内的当前政治理论学者所普遍忽略的。另外，除《红旗文稿》外，其他一些媒体也展开一场评批福山的行动。
《红旗文稿》总结称，福山于1989年春写下《历史的终结》一文，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但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在这本新著中，福山把强有力的政府、法治以及民主问责制看作是维系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最基本要素，这跟他在25年前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不同。
福山在1989年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终结了历史，两年之后，这篇论文被他发展为一本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2004年，福山出版了《国家构建: 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在该书中，福山断言历史的终结决不会是一个自发的进程，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是保证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而“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从这个时候开始，强大的国家能力一直是福山考察政治体系的一个首要标准。
中美之间的较量也是两种制度体系的较量
2011年，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在这本书中，福山认为，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与发展有三个重要基石，那就是：国家建设、法治和民主问责。一个国家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能够维系稳固的政治秩序。2014年6月6日，福山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谈及自己25年前写的《历史的终结》。福山坦言“2014年的情形与1989年完全不同”。许多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包括欧美的发达国家，国家运转不良，一些国家的政治正在走向衰败。当他25年前发出“历史终结”的断言时，并没有意识到民主国家的衰败问题。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从一般意义上对政治体制的衰败作了分析，认为所有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避免衰败。
《红旗文稿》指出，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把意识形态中的价值判断与对现实政治机制的评价绑在一起，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看成是西方国家成功的根本原因。这种价值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政治制度本身具有的独立运转机制，而这种运转机制与制度的本质并非总是同一的。
一种政治制度是否呈现出衰败，不仅与这种制度性质的优劣相关，而且还与其制度运行好坏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一点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佐证。苏联的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走向衰败，但当时苏联的基本制度跟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并无本质差别。问题在于，80年代后苏联制度的内部机制出现了僵化而无法正常运转，暮气沉沉的官僚集团无法应对国内的尖锐矛盾和外部的政治挑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举措失当，国家迅速走向衰败。
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败在历史上也同样存在，比如雅典民主制度。没有人能够否认，当时的雅典政治体制要比斯巴达更加民主。但是，从政治体制的运转看，当时的斯巴达政体要比正在走向衰败的雅典政体健康得多，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失败。
同样，今天美国的制度也遭遇类似问题。美国今天的政治制度与二战后的兴盛期并无本质区别，但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被利益集团破坏而难以有效运转。福山指出：“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因为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对美国可以预见的未来，福山颇为担心：“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践。”
把政治衰败与政治制度分离开来，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定了西方流行的制度决定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保持兴盛，不仅仅取决于国家制度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这种制度的现实运行，取决于在根本制度下国家的治理能力。这一思想对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红旗文稿》还表示，福山在两卷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另一个重大理论，是把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当作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最重要的基石，并且对三者进行了排序，把强国家放在了首位，法治也排在民主之前。福山对国家、法治和民主的排序，同他对世界各国政治秩序起源的考察有关，因为国家、法治和民主在历史中是依次出现的。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先产生的是国家，而民主制度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上从来没有先于国家而存在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先于国家而存在的民主思想。现代世界的民主制度到今天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而人类已有数千年没有民主制度的历史。即使是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也是爱琴海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
而法治与民主相比，也是有更长的历史。世界各国的法治虽不尽相同，很多也不够完善，但都有漫长的历史。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建立都遵循了同样的历史秩序，这就是：先形成国家，然后逐步建立起法治，最后建立起民主政治。
所以，国家和法治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先于民主。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完善而有效的法治----民主问责制度，这三者之间的逻辑链条不容颠倒。世界上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民主道路上步履蹒跚，甚至常常陷入暴力冲突，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国家尚未完全建立、法治也未确立之时，就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结果是欲速而不达，反倒陷入动荡之中。
综上所述，作为一位密切关注现实的学者，福山从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到今天对政治衰败的研究，对国家、法治和民主的重新排序，尤其是对强国家的重视，说明其思想确有变化。但总体说来，福山的基本观点还是一种政治决定论，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近30年来，由于华尔街的权力急剧扩张，不仅国家能力遭到资本的伤害，民众的民主权利也遭到资本的伤害。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美国社会的民主不是在成长，而是在退缩。资本不受节制的扩张是美国政治衰败的最根本原因，但福山对这一点很少提及，这就无法找到美国政治衰败的根源。这是我们阅读福山著作时应当注意的。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