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等新领导团队执政两年之后，中共党政军迎来十八大后最大规模的人事全面调整。其中，有多股力量可谓“异军突起”。虽然始终难以与耀眼的“红二代”、“东南系”、“少壮派”相比，但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和质量均愈益可观，其代表性人物有新任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国家、新任发改委副主任努尔•白克力、新任新疆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等。在此之前，改革开放以后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少数民族官员仅有回良玉一人。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在中国政坛分量持续走低的态势。
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已经作出表态，要求进一步强化的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倾斜性政策。这也就预示着，少数民族干部在中共执政团队里的数量和分量都将继续提升。中共作出此种部署，既是其传统思路和政策的延续，更应当是时势使然。中国正受到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也因应了国际范围内的地区和社群冲突特征，比如不久前发生的法国杂志社遇袭事件。宗教、民族、文化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正是这一形势使中共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吸纳和培养，其政治力量的增长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
三位少数民族官员露峥嵘
就上文提到的巴音朝鲁、努尔•白克力、雪克来提•扎克尔三人来说，他们能够在近一轮的人事调整中先后上位，既是由中共执政团队的整体调动所引发，也与他们各自的少数民族身份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巴音朝鲁此前担任吉林省长，在其“一把手”王儒林调赴山西接替袁纯清后得以转正。巴音朝鲁在从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期间完成了从专职省委副书记到省长再到省委书记的两连跳。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出生的巴音朝鲁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仕途均存在交集。巴音朝鲁先是在团中央作为李克强直接下属5年时间，后在浙江作为习近平直接下属5年时间。此番得到升迁重用，很有可能同时得到习李两人的赏识。巴音朝鲁为蒙古族，是现任省级地方党委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一把手。官方表态称，这或许打破了一般情况下少数民族干部不担任党委一把手的惯例，也反映了中央对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重视。与巴音朝鲁相比，接替刘铁男、升任国家发改委正部级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努尔•白克力也并不逊色多少。努尔•白克力是维吾尔族人，39岁就官拜副部级，46岁出任自治区主席，晋升正部，是中国政坛最早的“60后”正部级官员之一，也是第一位少数民族“60后”正部级干部，至今担任新疆政府主席已达7年，未来政治仕途难以限量。
努尔•白克力是近年来少数民族干部首度进入到政府宏观经济部门担任负责人。有分析称，这一动向释放出国家能源政策将更紧密地与中央“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战略相结合的信号。努尔•白克力具有地方经验和宏观视野，这一人事调整显示出，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一视同仁的用人政策正在强化。
另外，同为维吾尔族人的雪克来提•扎克尔被视为年底人事调整的最大黑马。之前几乎不外外界所知，担任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都是很难引起外界注意的岗位。此次职务调是缘于填补努尔•白克力上调后腾出的空缺。有消息称，雪克来提出身红色家庭，其父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与习仲勋交集颇多。但即使没有这层关系，按照中共治疆传统，接替努尔•白克力的也必会一位少数民族官员。
事实上，按照中国政治传统，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5个省级自治区的政府首长之职都安排由少数民族来担任。除此之外，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杨晶是蒙古族，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是满族，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全哲洙是朝鲜族。这些官员都是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总数为10人，另外还有近30名候补中央委员。2014年年４月，习近平在新疆调研时强调，要坚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把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行动坚决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一讲话很有可能意味着少数民族干部在政坛中的数量和分量将持续加重。
中共建国至今，只有贺龙（白族）、乌兰夫（蒙古族）、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和回良玉（回族）5名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从未有过少数民族官员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这5人中，贺龙、乌兰夫、韦国清都是中共老革命，功勋卓著；赛福鼎•艾则孜是中共执政后新疆第一任主席；回良玉曾任职于吉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并曾任安徽与江苏一把手，最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两度辅佐时任总理温家宝。
基层崛起 高层后继乏力
分析人士认为，由这5位少数民族官员的背景来看，他们能够进入政治局都是基于其本人的资历和能力，是量才为用、实至名归。然而，在这少数人的掩映下则是中层少数民族官员整体难以上进、后继乏力的形势。其中，改革开放以后30余年里，仅有回良玉一人入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自中共用人体制建成规范后，仅回良玉一人通过努力和组织培养下成为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少数民族官员在中共政坛可谓人才零落。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而难以逆转的结果，也是当前中共组织和用人体系的负面效果之一。进一步来说，中高层少数民族官员数量堪忧主要有四方面原因。首先，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规模存在巨大差距。其次，中共党员数千万，使中国政坛成为一个竞争极为激烈的场所，即使是占大多数的汉族官员能够最终入局者也是凤毛麟角，除了必不可少的个人努力和出类拔萃的个人能力作基础，运气也占据很大分量。再次，相对来说，汉族人口生活地区的物质条件、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素质客观上确实高于少数民族群体。最后，汉族与少数民族没有实现完全平等和融合，双方之间仍然存在隔膜，导致地方和单位内汉族与少数民族难以真正相互信任，这尤其会造成对少数民族官员的心理挫伤和排斥感。甚至更直接的说，“大汉族主义”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思想仍然存在于今日中国政坛。
在这四个原因中，第四点是争议最多，也是最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的方面。因为前三个都是客观原因，而最后者则是主观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归根结底，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这是指现实层面双方在治国理政具体政策方面的不平等，而不是宪法或法律方面的不平等。
单举一件事来分析，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在执法时，如果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往往会被“从轻发落”。其实，以传统政治观点来看，此举体现了中共、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照顾和关怀，他们应当心怀感恩，拥护国家才是。但实际情况却是两边不讨好。对汉族民众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平等，也即“逆向歧视”；而对少数民族民众来说，这种不平等降低了违法成本，鼓励和纵容犯罪，甚至出现了跨省有组织强迫少数民族青少年到大城市偷盗抢劫的现象。最终，汉族会感到不满，少数民族也不会因此心存感恩，民族关系进一步紧张。
这种不平等也体现在中共的用人思路里，其重点是给予少数民族官员更多的历练和升迁机会。官方稍早前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人数达10万余人，占全区干部队伍总量的70％以上。这一数字，比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的7,608名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增长13倍。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之类似。尽管基层少数民族官员数量十分可观，但是进一步向上就十分困难。即使是上文提到的3人，以其政治资历距离中央政治局仍然相当遥远。
61岁的雪克来提•扎克尔尚未担任过省级一把手；59岁的巴音朝鲁虽然后期发力，但高层任职时间过短；53岁的努尔·白克力虽然颇有潜力，但同样没有省级一把手经历，而且担任发改委副主任后外调可能性不大，而在中央层面爬升的渠道过于狭窄。也就是说，未来10年内少数民族官员入局可能性仍然很小，他们所代表的少数民族在中国政坛中的分量也难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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