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对日本的研究，多从文化入手，视角独特。比如他从日本的家庭构架和民族风俗入手，解读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组成以及侵华日军的普遍心态----“日本军队当年征兵主要是从农村征的，而日本农村的家庭传统一直是老大继承家业，而老二老三成年后要离家另找出路。由于日本当时遭遇了经济危机，那些从家乡出来的老二老三要谋生，唯一的选择就是当兵，所以在中国干尽坏事的也都是这些无路可走，只能在军旅上拼命进取的老二老三。”
关于李长声对“日本的老二们”的深入解读，其专题文章也收入于日前三联书店出版的作品集《长声闲话》。在晶报的刘忆斯专访中，话题很自然地从这套书开始，听得出，李长声对这套书很在意，因为它可以视作李长声二十多年日本研究的一个小结，原文如下。
日本富士山
因为都是随笔，东拉西扯，主题并不单一，比如这篇文章既能收录到这本书里，也可能收录进那本书里。所以在这套《长声闲话》分类时，我和编辑一致认为，每本书一定要有一个倾向性明确的主题，也就是说每本书都要有一个具体的思想框架，而入选文章是要为这个主题、这个框架来服务、来配合的。比如《太宰治的脸》就是谈日本文学，而《阿Q的长凳》涉及的是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与文化比较；《美在青苔》比较侧重的是日本文化的审美，包括了自然美、文字美等等；《吃鱼歌》是讲日本的吃喝玩乐；《系紧兜裆布》则是写日本人的精神特性……其实，在最初策划时还有一个“第六本”，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最后并没有出版。
有一次，我跟沈公（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聊天，听他谈起当年约您给《读书》杂志写专栏的往事，上世纪90年代初，《读书》杂志开了几个写外国文化的专栏，有写英国、美国、法国的，而写日本的专栏作家就是您。很想听您谈谈当年与《读书》结缘的往事，而这些也是您这套《长声闲话》的源头。最初我给《读书》写的专栏名叫“东瀛孤灯”，当时编辑也没具体要求我写什么，自由度很大，只要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又跟日本文化相关的东西就可以写。开了专栏后，一年大概能写七八篇，一直写到沈公退休（1996年），当中，专栏曾改过名字叫“日知漫录”。那时，国内出版的日本翻译书就不多，写日本文化的国内作者就更少，加上《读书》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当时写的文章很容易就让人记住了。后来，我认识了很多那一代的读书人，一聊，基本都读过我在《读书》写的专栏。
日本最知名的出版社有岩波书店、讲谈社、角川书店、文艺春秋等。先来谈谈岩波书店，这家出版社是日本最重要的左翼文化人的出版阵地，被视为日本“知识人”、“教养派”的代表，但近年来因为该社出版物过于严肃，加之日本左派的式微，岩波书店并不是很景气；与之出版品味相反的是讲谈社，这是一家主要出版大众流行读物的出版社，该社强调书一定要有益有趣，因此一直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相比前两家，角川书店算是日本出版社的后起之秀，该社第一代也是知识分子办的，到了第二代多少有点“公子哥”的感觉，他们一方面迎合青年读者，倡导“书读了就扔”，以此加速出版的更新与流通，另一方面他们出钱投资电影，从最早拍横沟正史、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开始，以电影产业带动观众大量买书。此外，日本还有一家非常大的出版社叫文艺春秋，大家都说是该社偏保守派、右翼。
日本的出版业也并不景气，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也同样处于低迷状态，这主要表现为书的退货量太大，几乎达到了40%，书店卖不动都要退回出版社去，存货积压情况非常严重。另外，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资料统计可能有点陈旧了，日本人今天的人均读书量也没有那么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日本人的阅读？比如日本人普遍爱看漫画，看完一册漫画书某种意义上也叫读完一本书啊。
读闲书是闲书，看漫画是漫画，整体来说，日本人的读书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在网络化、电子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开始在电脑和手机上看电子书，但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并不太积极，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有多爱传统，而是因为日本的出版业非常落后和保守，很多出版社今天都还是家族式代代相传的“作坊模式”。还有一个现象也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日本人非常热衷于出文学全集，但在近十几年来却很少有文学全集出版，因为除了图书馆以外很少有人买，这也说明日本文学的没落与日本阅读的衰落。
首先要诚实地说，我对日本是有好感的。我喜欢日本的文化，中国现在的文化对我来说，有些过于激烈、凶猛了，而日本文化里则有中国宋、明文化那种安逸、平和。我也非常喜欢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在日本最舒服最安逸的是丝毫不用去参加什么会议，也不用思考选谁，因为我只拿绿卡并没有入籍，所以没有选举权。但我感觉这种状态非常自由，在我看来，人最大的自由就是摆脱政治与权力的束缚。在生活中，我喜欢跟日本朋友一起去泡泡温泉，喝喝小酒，再有就是平静地看书。我们顺着日本文化往上溯源，都能溯到中国文化，所以我常对别人说，我是在日本找到中国古文化的，起码是我想象中的中国古文化。而在中国国内呢？老实说，我在出国前连一次庙都没有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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