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不平何以平天下？

如同对防火墙之父方滨兴的围攻和扒皮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退休之前着实狠狠地火了一把。

为什么会火？无风不起浪。这场大浪还得追溯到袁贵仁看上去很“政治正确”的一段话----“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法律、道德三条底线……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我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一个绝不”，“三个决不”，处江湖之远的公众大抵可以脑补出袁部长说这句话时的神情和决绝姿态。而这样的风声鹤唳之表态，在习近平“8·19”讲话之后便时不时冒出，无需诧异也毋庸多疑。何况就近而言，也是有诸多迹象可供循迹。1月19日，中办联合国办一并发文，要求“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更早之前的1月5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领导刘云山强调，“各级党委要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党委书记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话音刚落，近水楼台的北京高校便火速进入了表态模式。2月2日，北京大学官网头条发文《扎根中国大地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应理所当然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也应当理直气壮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冯培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郝立新同时在《北京日报》撰文，探讨如何加强高校思想理论建设。如果说这还只是前奏，毕竟载体是北京市委机关报，主体也仅仅局限于四所高校，那么时隔一天之后，当载体变更为教育部主办、国内唯一一份国家级教育日报《中国教育报》，主体增补至北大、清华、人大、中国工程院、北京科技大学以及大连海事大学，才算是步入了正题，也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类似的齐刷刷表态，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于，中国早已形成了表态政治和表态文化，每每中央有重要文件公布，为证明此文件的无比正确性也好，为了后续无阻碍顺畅推进也罢，总之免不了一场或大或小的表态潮。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的“8·19”讲话之后，31省市宣传部长齐刷刷学习并领会精神；徐才厚、周永康等高级别官员被查办了，不仅需要各大军区表态效忠提振凝聚军心，更需要党报官媒在第一时间占据舆论高地。意料之外在于，此前针对高校的思想治理和意识形态管控还停留在不上台面的桌面之下，而这一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公之于众，更是在高校乃至民间形成一股声势不小的浪潮，着实突破了很多人的预想。套用《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的因果句式：难道这个大动作前的思想准备？

如果是，那么思想工作显然已经是万事俱备了。当局以此思想准备为前提和基础，在酝酿着怎样的大动作呢？恐怕这才是重中之重。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反复推崇“政治规矩”的习近平，也在按部就班地给高校立规矩。不消说，最新红头文件的成型并推出，既是“8·19”讲话的定向延续，也是中国高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必须佩戴的紧箍咒。而围绕意识形态，网络舆论场的民愤情绪向来突如其来，也向来对人不对事。正是在这样的民意诉求下，身为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当仁不让地撞到了枪口上。袁贵仁掷地有声的“一个绝不”和“三个决不”，究竟有没有硬伤，这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如同不久前热映的姜文电影《一步之遥》里的一个场景----少帅武七要枪毙“杀人犯”马走日，大帅问：“这个马走日到底杀人没有？”武七反问：“马走日杀没杀人重要吗？”显然，反问的目的在于说明，杀人与否早已不重要，因为民意认为马走日杀了人，那么枪毙马走日就是枪毙民愤。

同样的逻辑，放在袁贵仁身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要借枪毙马走日来平息民愤，而前者却需要通过为袁贵仁站台来化解民愤。至于民愤缘何而起，套用活跃于网络舆论场的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的揣测加类比，“想来主要是袁部长只是想吓鸡劝猴。于是鸡猴一起喧嚣。如果像中国成语说的杀鸡儆猴那样，那些攻击的公鸡立即股栗，四下鼓噪的猴子立马肃立。须知，亮嗓不等于亮剑，开腔不等于鸣枪。因为猜到你是吓他，于是它反过来也吓你。”民愤不平，何以平天下？善于在“豆腐两碗，两碗豆腐”之间搅浑水并描摹复杂中国全景的《环球时报》，就被看作是站台者之一，虽然这份党报子报刊发于5日的社评只是出于厘清袁贵仁讲话几点“争议”的初衷。首先，袁贵仁的讲话是不是以贯彻两办《意见》为目的？明显是的。那么在这轮围攻战中，袁贵仁不过是替罪羔羊。其次，在事情进入操作层面上，有些人迅速对袁贵仁的讲话采取抵制态度，将其意思引申成要求大学从此拒绝对西方文化的传播，显然是刻意走极端化后的扩大化演绎。何况，围绕意识形态争论的始终，总有些境外势力借助互联网随时变换在中国舆论场的存在方式。

中国舆论场，确实在不断变换着存在的方式，至于背后的推手究竟是官媒口中的境外势力还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或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恐怕很难说清道明。同样带有官方色彩的《中国青年报》，在如何避免不必要纷争的问题上，则将矛头对准了未对“西方价值观”做好限定的当局。概而言之，如果当局早一步界定好“西方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那么这场混战就可以避免。问题在于：真的是这样吗？当民众将枪口对准袁贵仁时，难道只是因为误解了“西方价值观”吗？呼吁之后，连执笔作者曹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社会中，确实存在一种“逢中必反”、“全盘西化”的“极右思潮”，总讲西方如何好、中国如何失败、西方模式是唯一选择，走西方道路不可避免。这种思潮在高校中影响更甚，年轻人可能会因此缺乏自信的支撑，而陷入盲目崇拜西方和“照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迷思中。

年轻人自信或是不自信还是未知数，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高擎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三面大旗的当局，面对中国未来向何处的世纪之问，可谓是自信满满，而且任尔东西南北飞，断然不会走西方道路。习近平作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在刚刚结束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会议上，已经首次集中阐述了以“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治国理政全新布局。停留在高校意识形态层面的这场争论，虽然并未在全新布局中有所体现，但是细究一番，谁又能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甚至于全面从严治党，最为彻底的“全面”，不包含有思想层面的成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缺失了意识形态这一角，又是否够得上“全面”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