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击楫砥中流？

为诠释习近平所提“四个全面”，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也是蛮拼的。

习近平

春节假期刚过，全国两会将至。党报旋即推出重磅系列评论员文章----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内容见报前一日，铺垫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既有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联播头条摘播，也有新华社播发通稿以及各地党报同时刊发。难怪乎舆论普遍惊呼：最高规格！最强火力！

25日出街的《人民日报》，也确实做到了高规格、强火力。就位置而言，选取了报头下方最为核心的版面，且署名为本报评论员，最高意志色彩浓烈。就内容而言，《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的特大号醒目标题已经是既有实现形式也有远程目标。就意义而言，四个“第一次”足以说明问题，也即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报如此大张旗鼓的讲，其中必有蹊跷。作为最新的行动纲领，“四个全面”或可直接比肩于邓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比中国梦更切实的习式理论或思想。2014年11月，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三个全面”。仅一个月之隔，莅临江苏考察的习近平将“三个全面”追加至“四个全面”，也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追加了全面从严治党。虽然分开来看，不管是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还是从严治党，早已成了老生常谈，但是“四个全面”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并提。再加上“全面”附带着的全新起点和全新格局的非凡意义，使得“四个全面”甫一进入公共场域就有了独特的坐标地位。“四个全面”汹涌而来，嗅准了中南海味道的2015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很政治正确地选择了投其所好。个中逻辑，被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刷先一语道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心之所向、志之所趋，离不开思想理论的武装和宣传工作的引领……宣传思想工作要服务大局，为‘四个全面’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营造良好氛围。”宣传部长会议在前，党报首次权威定义“四个全面”在后，前者作为宣传工作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后者作为宣传工作的不二喉舌和最佳平台，显然党报推出系列重磅评论文章，不过是宣传计划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问题在于，规格再高，火力再强，如若宣传手法不能被民众广泛接受，一切也都是白搭。前车之鉴，无远弗届。翻天覆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问世后，率先出炉的人民网评《问题倒逼改革 摸准石头过河》作为牵头的“解读”文章，更偏重于宣传《决定》的“改革充沛气韵”、“改革开放的总部署、总动员”、“丰富着中国梦”，而非从具体内容出发起到引导普通民众更好地理解。简言之，更像是一份宣言书，而忽略了内核以及进行宣讲的最终目的。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则以《决定》为切入点大谈中国不断成功的秘籍，而且将功劳大包大揽归于“中共中央”、“我们党”，本来是对三中“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解读，最后成了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变相佐证和辩护。

毛时代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的今天，又何尝没有进阶版“大跃进”？体现在党报官媒等对于红头文件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纲要的解读，最大的存在价值是带给民众大方向上的确定感，进而促成安全感和稳定感，而不是用玄之又玄的假大空堆砌一篇马屁文，投中央所好。春晚广受好评的反腐小品《投其所好》，沈腾喊出的那句冒犯了国家乒乓球队的“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重新演绎一番，将喊话对象锁定于一众喉舌，或可变为“拒绝黄拒绝赌拒绝马屁文”。

这厢是党报的高规格铺垫，那厢是网络舆论场举起的“主义”大旗。毕竟，在事关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这个持久弥新的话题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各个场域向来很难平静。公民经济学家吴迪的《习近平主义----一个未被解读的中国梦》，开头即点明了中国之危机所在。“虽然西方一直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和对美国霸权的巨大威胁，但在我的眼里中国正处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最危险的一个时期，所谓大厦之将倾，谁人击楫砥中流。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自己。最大的一个忧患就是社会体制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又没有被系统性的搭建。苏联的教训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多民族国家最惧怕的就是社会体制的塌陷，光靠国家机器是无法把这么多民族捆绑在一起的。”如果说毛是开天辟地者，邓是守成者，那么习要做的不亚于全面的内部创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内部创业就更难。面对社会体制的塌陷，新的社会体制应该如何被系统性地搭建？习近平主义乘势而来。“眼下不应是羞于打旗帜的时候，应该全面系统的搭建起习近平主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美国有许多以总统命名的主义，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更何况 ，习近平主义是创造性的解决中国社会体制塌陷挑战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再争取30年和平发展，则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有期。

通常来说，“主义”是指人们的思想所确立的对某类事物发展的认知状态，表达所持有的一种目标、观点或立场，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某种行为的总括。比如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拿来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等等。那么习近平上台至今的新常态也好，四个全面也罢，能否够得上“主义”之名？在领导力“前所未有”，改革新设计师，以及中兴领袖等褒扬下，习时代的“主义”会否建设，或者如何建设？

谈到“主义”建设，恐怕少不了“理论”建设。在不少激进自由派看来，中国的理论界早已走入黄昏。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在邓力群逝世后， 就着手抒发己方之于理论衰退的感叹。以主体理论的三座“里程碑”为例，“三个代表”尚有本体论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已降等为方法论，“中国梦”则犹如雾霾中的风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不少学者认为，官方“理论家”陈奎元、王伟光、李慎民、梅宁华等，本是一群缺乏学术底蕴的政客，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应对正常学术论争的能力相对不足。在很多人看来，官媒扶植的新生代写手朱继东、周小平之流，更是些应试教育生产线的标准化产品，其文字缺乏基本的学理和逻辑，既无独立思考也无独立人格。面对左右两翼气势汹汹的理论叫板，心劳日拙的官方理论界龟缩避战，从来不敢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凭借权势将对手禁言封号了事。悲哀在于，历经65年洗脑教育的自我退化，暮气沉沉的党国体制，似乎已无法孕育出有创造力的理论人才了。

呜呼哀哉！主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