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秘密演练抓捕“四人帮”：有人开枪就往死里打
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
法庭上的王洪文
汪东兴回忆说：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发出会议通知，只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一项。汪东兴依靠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三位副主任，即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完成一系列绝密的工作：
调兵遣将，宣布纪律──挑选绝对可靠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内中大都是团以上干部，参加行动。进行战前动员，宣布纪律，进行宣誓；
人员分组，明确任务──负责抓捕王、张、江、姚各一组，每组三四人。拘捕江青小组特地配备两名女警卫。这一小组还负责拘捕毛远新；
踏勘现场，模拟练习──有关小组对怀仁堂的地形进行实地踏勘，比如捕人时走廊要突然关灯，灯的开关在哪里，都要一清二楚。捕人时如何格斗，也进行了模拟练习。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
“具体工作我做得多一点，因为我情况熟悉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室，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
“在做具体工作时，我主要依靠了办公厅的三个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这三个人是不行的。
“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不应该考虑这些了……”
一位在叶剑英身边担任多年贴身卫士的张参谋，参与了这次行动。在1982年11月24日上午，他回忆10月6日的准备情形：
“我是执行具体任务的。是叶帅派我去的。那时叶帅决心大，行动快，‘四人帮’准备10号搞政变，我们提前在6号晚上八点（行动），名义是开政治局常委会，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
“事先都做好了准备。因为是突击任务，要绝对保密。早上把我从家中叫来，集合到中南海一所院子里。临走时，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时间可能长一些，几个月，半年说不准，我不能给你们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不要找领导打听，也不要告诉孩子们。我这次是秘密行动。“等我赶到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每个人都带着武器，神情也特别严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但已预感到要发生一件大事。所有到场的人，都立即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许到别的屋子随便走动。
“不一会，汪东兴来了。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对我们进行动员，说江青一伙坏蛋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政权。
“随后，他就领着我们宣誓。誓词很短，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保守机密；要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要誓死保卫党中央；中央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宣完誓，汪东兴又进行了具体分工，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按人头四个人抓一个，还在大厅里作了演习。”
汪东兴布置完工作，问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有人问：“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
汪东兴非常明确地回答：“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一问题呢？
这主要是针对王洪文来说的。张春桥、姚文元是“秀才”，不会动手开枪。但是，王洪文那时身边常带短枪。他经常到靶场练枪，据说枪法还可以。
另外，还考虑到毛远新。那时候，毛远新也身边带短枪。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都有警卫，警卫都带枪。
汪东兴毕竟军人出身，所以他的答复非常干脆：“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我们根据汪东兴的命令，警卫们分三批秘密开进了怀仁堂，悄悄埋伏下来。
叶剑英那天在玉泉山九号楼。尽管叶剑英是当天的行动的“导演”，但是他不露声色，连他的机要秘书、警卫参谋都不知道这一绝密行动计划。
10月6日上午，叶剑英的工作一切照常。他像平常一样听秘书汇报，批文件，读书，看报，甚至还照常学英语。
在这大决战前夕，叶剑英守口如瓶，处之泰然。
据叶剑英的机要秘书回忆，在10月6日下午三时半，红机电话响了，意味着有重要的电话进来。
电话是汪东兴打来的。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身份通知“叶办”：“晚上八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
当机要秘书向叶剑英报告了这一电话内容之后，叶剑英说：“准时赴会！”
这时候，“叶办”才开始着手晚上赴会的准备工作。
六时一刻，司机老赵开来“红旗”牌大轿车。警卫参谋“马头”护送叶剑英上车。
据“马头”回忆：
车子开到木樨地的时候，叶帅问：“‘马头’，你注意一下，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
开到六部口的时候，叶帅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不熟？”
我说：“熟呀！”
他问：“怀仁堂有没有后门？”
我说：“有后门！”
他又问：“能进车吗？”
我说：“能进车！”我当时觉得，今天怎么啦？叶帅怎么提出这么一大堆的问题来？
晚七时──准确地提前一小时，叶剑英几乎和华国锋同时到达怀仁堂。
这时候，怀仁堂里早已森严壁垒。三个行动小组已经各就各位。
在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警卫参谋“马头”按照惯例，在叶剑英下车之后，手持叶剑英的公文皮包，紧随其后，步入会场。往常，“马头”随叶剑英进入会场，待叶剑英坐定，他把公文包放在叶剑英面前，然后退出会场。“马头”随叶剑英到过各种会场，都是这么个“程序”。不光叶剑英如此，其他中央首长也是如此。因为首长几乎不自己拿公文包的，总是由警卫参谋、警卫或者秘书持包。持包者护送首长进入会场，给首长放好包之后退出会场。这也是出于对首长安全的考虑，出于对公文包中重要文件的安全的考虑。会场往往设有专门的警卫、秘书休息室。当首长们在会场开会，警卫们、秘书们便在休息室里恭候……
然而，今天的怀仁堂却有点反常：当“马头”随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时，却被守在门口的警卫科长挡住！
原来，汪东兴作了特殊规定，除了首长本人之外，任何警卫、秘书不得入内。不言而喻，这一规定出自今天这一特殊情况的安全考虑。
正因为这样，连“马头”也被拒绝入内。
“马头”并不知道今晚的特殊情况。他坚持要进入怀仁堂，便与警卫科长发生争执。“马头”无奈，只得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而叶剑英怕耽误时间，没有接过公文包便径直往怀仁堂正厅走去。公文包一滑，从“马头”手中掉下，啪的一声落地，顿时惊动了里面执行埋伏任务的人。
这时，警卫科长只得随机应变，让拾起公文包的“马头”进入会场，并叮嘱他一放好包马上退出会场。
“马头”照办了。他意识到今天的怀仁堂情况异常，但是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逮捕张春桥差点出了大漏子：贴身警卫拔枪反抗
早早在怀仁堂正厅等候并指挥现场警卫的是汪东兴。晚上七点多，当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正厅时，华国锋刚刚在怀仁堂正厅坐定。华国锋赶紧起身，请叶剑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定。
华国锋和叶剑英请汪东兴就坐，汪东兴摇了摇手说：
“我不是常委，我就不坐了。”
汪东兴隐蔽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动静。
挂帅是华国锋、叶剑英。做具体工作的是汪东兴。
晚上七点多，叶帅、华国锋同志，亲临怀仁堂，就坐。汪东兴当时不是政治局常委，他就在屏风后面观察现场的情况。
七时五十五分，第一个来到的是张春桥。他一进入怀仁堂正厅，顺顺当当，立即被捕……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
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秦城监狱，面对审判员的提问，谈了10月6日下午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时情况和谈话内容：
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国锋）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讲这番话是攻击华主席批邓不积极。这正说明了华主席对批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另外，我们还谈到江青。
问：你们都谈了什么？
答：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问：内参是怎么回事？
答：毛主席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是给毛主席送的），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了，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随后，张春桥又攻击叶副主席。
问：他说些什么？
答：张春桥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我
问：“是9月27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我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问：这是什么意思？答：叶帅过去（七三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我的意思是说叶帅太强调海军的作用了。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我并没有提出具体对象。现在看来，我的后一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当时政治局首先应该增加老同志。张春桥对我提的这两条没有什么反映。我当初还想谈社论问题，但他总是谈别的事情。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这次我同张春桥的议论是“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天晚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张春桥和姚文元谈毕，吃过晚饭，前往怀仁堂。
张春桥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的走下车，朝怀仁堂走去。他的警卫“大熊”，紧紧跟随在张春桥后面。
在研究抓张方案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张春桥本身，却是在反复捉摸如何对付张春桥身边的这只“大熊”。
“大熊”是跟随张春桥多年的贴身警卫。此人人高马大，腰圆臂粗，会几套拳脚，三、五个人难以对付。另外，此人双枪，左右开弓，枪法娴熟，十发九中。
“大熊”对张春桥忠心耿耿。
据云：
在1967年春天，张春桥被数万造反派围在一幢小楼里，两天两夜出不来。他闻讯带领一班侦察兵连夜赶去，将张春桥往掖下一夹，从二层楼破窗而跃，只身杀出重围，救了张春桥一条性命。从此，他深得张春桥的信赖和宠爱，成为张春桥的警卫参谋，日夜不离左右。他对张春桥也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
据说1970年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有一天晚上林彪找张春桥谈话，久去而不归。他不知听谁说林彪有暗算张春桥之心，一时性急，挥拳击倒四、五个卫兵，硬是破门而入，冲进客厅，搞得宾主好不尴尬。张春桥嘴上虽严厉痛斥，心中却大加赞许。“十大”以后，张春桥升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两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张春桥都坚决不同意，一直将“大熊”留在身边。
国庆节前夕，汪东兴经与华国锋、叶剑英多次密谋，决定采用武力手段除掉“四人帮”。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汪东兴主动批准“大熊”回老家探亲。
不料，“大熊”才离开几天就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来。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暗中加强了戒备。
这只“大熊”的意外出现，不能不引起汪东兴的忧虑，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觉，后果不堪设想。
果真，那天在抓捕张春桥的时候，差一点出了大事──危险就出在“大熊”身上！
当张春桥的轿车一到，负责抓张的“第一行动小组”，马上开始行动。
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个礼：“首长好！”
据纪和富回忆，当时张春桥上下打量着他，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
纪和春说：“到了，正在会议室等您。请随我来。”
这时候，“大熊”紧跟在张春桥后边，想跟着进去，被两名卫兵拦住了。
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汽车响了。张春桥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在他身后紧跟着警卫员“大熊”。
张春桥好象察觉有点不太对劲，两眼盯着纪和富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富解释说：“首长的随行人员都在外面大厅里休息。”
张春桥迟疑了一下，对“大熊”摆摆手：“你就在这里等我吧。”说完，就随纪和富朝里走去。
这样，终于把“大熊”甩开了。
张春桥失去了“大熊”的保护，抓他就易如反掌。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正厅的东侧门，进了小门，刚拐了两个弯，走廊的灯便突然灭了。
在黑暗之中冲出几个人，将他紧紧扭住。
张春桥惊恐地连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一只大手把他的嘴也捂住了。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行动小组的纪和富等两人把他左右双手挽起，架到大厅里。
我们把张春桥架到里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志坐在那里。
张春桥眨巴眨巴眼睛。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上，目光威严地逼视着他；汪主任握着手枪站在屏风后，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
张春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一梗，恶狠狠地问：“你们凭什么抓我？”
华国锋起身，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
“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 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
华国锋念完，纪和富就给张春桥戴上手铐，把他从后门押走了。
就这样，张春桥第一个落网。他被押往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这是临时关押处，是汪东兴想出来的主意。
汪东兴对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后门，秘密地建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样，在面临特殊情况之际，可以把毛泽东安全地转移到这里。
这是一个长期空置而又人们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帮”临时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好的去处。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听不见。何况把“四人帮”关进去之后，插翅难逃。
张春桥第一个被押进了地下室。就在顺利地解决张春桥之后，差一点出了大漏子！
这漏子便出在张春桥的警卫“大熊”身上。
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
就在抓张春桥的同时，在前大厅还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被拦后，有人把他领到一侧耳房休息。
他进去后，见屋里还有几个警卫团的同志，因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没介意，随便打个招呼，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闲聊。
这个“大熊”别瞧他长得五大三粗，人还特别机警。他嘴巴哼哼哈哈应酬着，耳朵却紧听着外面的动静。可能是抓张春桥时有些响动，他“唿”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便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小伙子刚要朴过去缴“大熊”的枪，没想到这家伙眼疾手快，抢先拔枪在手，猛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众人：“不许动！谁要过来我就打死谁！”
大伙一下全愣在那了，谁也不敢动。
副团长就说：“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要逮捕张春桥。”
“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把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大熊”。
只听汪东兴大声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
“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从命令。”
随后，“大熊”就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倘若当时“大熊”开了枪，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枪声马上会惊动正朝怀仁堂赶来的王洪文和姚文元，而且会惊动住在中南海的江青和毛远新。一旦他们有所戒备，那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了……
顺利解决了张春桥，士气大振。王洪文被捕时极力挣扎：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
顺利解决了张春桥，士气大振。
在张春桥之后，第二个到来的是王洪文。
1990年7月15日，笔者在北京曾采访了“王办”工作人员米士奇。
米士奇，常被人说成是“王洪文秘书”。他再三向笔者申明，他当时只是“王办”的工作人员。
米士奇，当年人称“小米”，如今成了“老米”。据他回忆，王洪文在落入法网之前，在干什么？ 他在看电视！
米士奇说：
“10月6日晚上，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住处。电视室在王洪文办公室旁边。本来，我一个人在看。王洪文从办公室里出来，看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就坐下来跟我一起看电视。
“看了一会儿，快八点了，警卫员王爱清对王洪文说：‘王副主席，该走了！’
“王洪文站了起来，我看着他走出去……”
就这样，王洪文坐着轿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从米士奇的回忆可以看出，王洪文在来到怀仁堂之前，一点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什么……
比起张春桥来，王洪文年轻力壮，而且身边可能带枪，不那么要好下手。所以，行动小组在对王洪文下手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
据汪东兴回忆：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
1976年10月6日下午八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
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
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
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又据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一片中，行动小组成员面对摄像机回忆：
“到了七点半，粉碎“四人帮”的战斗就开始了。王洪文来了，和我正好相遇。我扫了他一脚，把他压在地上。”
王洪文的警卫，被挡在怀仁堂正厅之外。
王洪文的警卫刚被领警卫休息室，还没有等他坐下，就被下了枪……
这样，王洪文第二个被押进了中南海地下室。
王洪文被捕之后， 钓鱼台并不知道怀仁堂里的剧变，“王办”还以为王洪文正在怀仁堂开会呢！
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到了夜十一时左右，他吃了夜宵，洗过澡，正准备回家。这时，他忽然见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来了。往常，邬吉成跟“王办”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他来干什么？
邬吉成发出通知：“王洪文办公室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十六楼，出席紧急会议！”出了什么事？等到“王办”人员到齐，邬吉成宣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命令，米士奇才知道王洪文已经被捕。
命令说：“王办”工作人员要参加学习班进行学习。全体留在钓鱼台，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
米士奇当即表态：“拥护中办命令，执行中办命令。”
就这样，米士奇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米士奇就写了一份揭发“反党分子王洪文”的材料，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
姚文元被捕后透露：毛主席遗体前不正常的合影
在王洪文被捕之后，又顺利地在怀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关于10月6日的行动方案的制定过程，汪东兴回忆说：
这件事是10月四号下午决定的。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时至5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也就去开会了。然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 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于什么接触？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像。
问：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像。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像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就这样，10月6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当姚文元到达怀仁堂的时候，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
汪东兴回忆在抓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之后，是怎么样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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