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陈伯达与林彪
从人生高峰跌落下来
1970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当然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作“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不再露面了。
但是，一开始，毛泽东对陈伯达只是认定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搞“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是想保一保的。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见了陈伯达，和他谈了一次话。谈话气氛很轻松。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毛泽东说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
当时，毛泽东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刹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陈伯达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他们还是不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他们的用心，就是要把陈伯达搞垮搞臭，置于死地。这些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不久，陈伯达的问题被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陈伯达一见关押自己的牢房中的情况，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便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
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原来，1948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他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使毛泽东幸免于难。1971年陈伯达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后来，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在一座楼的整个三层，在三层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里来看。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实际上他已经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后的晚年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在党内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把他们当做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是，他是个文人，又在1970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经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是，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叶群已死，陈伯达就成了林彪集团中的头一号主犯，当然要对他进行公审。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从陈伯达1970年10月被关押算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当时在中央主政的邓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毛泽东实行的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对陈伯达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可见很注意国内外形势。陈伯达的一个当年只有7岁的小孙子，常到陈伯达的房间去，给陈伯达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耳朵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几乎足不出户，而是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煅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陈伯达晚年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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