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赦国民党战犯, 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华国锋决定倒光所有的口袋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周恩来和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中的部分黄埔军校学生于颐和园合影。左起依次是：郑庭笈、宋希濂、周恩来、周振强、杨伯涛、杜聿明、王耀武
华国锋说：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华国锋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革”中，否定了17年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战犯改造工作概不能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办学习班。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管理水平大为下降。最使战犯头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 否则“车轮战”、“疲劳战”，受到训斥，甚至打骂、侮辱。即使这样，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监狱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特赦人员陈长捷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沈醉等主动要求回到监狱。虽然物质待遇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毕竟生活安定，衣食无虞，在押者安心改造，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随着战犯年龄增大，生病者增加。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没有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他们看病。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华国锋谈话，了解情况。华国锋责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年，这些战犯关了25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12月12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公安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12月23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代会的召开为释放战犯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这是华国锋任公安部部长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华国锋到公安部各单位办公室和大家见面。李震自杀后，清查中将提意见的同志压下去，部里各个单位领导，多是由军队干部或造反派担任，老公安结合得比较少，结合了也只担任副职，所以这些同志都坐在后面、边上，华国锋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谈话。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打印若干份，与会者人手一份，以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开会研究，他要亲自主持会议。一直到四届人大结束才有时间办这件事。华国锋担任副总理后, 主管的工作多了，接见外宾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仅1975年一年华国锋接见外宾就有100次左右。他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每天上午9时或10时起床后，在家看文件、处理国内事务，下午到人大会堂或紫光阁会见外宾，晚上出席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犯的工作只能放在晚上10时之后。如果这天下午活动结束早，晚上没有会议，他就来得早，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在中南海的小食堂吃晚饭。四菜一汤，6个人一桌。他和同志们共坐一桌，边吃，边议论。干部不论高低，吃得都是一样，可是交的钱却不一样。当时13级干部以上为高级干部，交得多；13级以下交得少。那时全国工资分成11类地区，湖南的工资级别比较低，华国锋10级199元，北京10级干部是209.9元。
会议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召开，除公安部负责干部施义之等人外，还有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总政负责同志参加。预审局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坐在后排。
研究战犯名单，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一问三不知，姚伦从1946年就做审讯工作，对战犯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华国锋将姚伦从后排请到他的旁边坐下。华国锋看着战犯的名单，一个一个地过，议论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发现名录所写的情况有错误，当场改过来。会后预审局的同志随时整理，重新打印，再发给与会者。
将每个人的情况搞清楚后，大家再进行分类，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为什么，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华国锋主持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将种种想法都提出来，反复进行比较、研究。12点时，食堂准备了夜宵，每人一份。
会议常常到后半夜才结束。江华年纪大了，一到后半夜就坚持不了，闭上眼睛打个盹。会议开了二十多夜，华国锋知道大家辛苦，有二三次放个电影，看完电影后继续开会。会议结束时常常是东方破晓。一次开会，华国锋看到调查部来的是副部长熊向晖，散会时走在院子里，华国锋问熊向晖：“罗部长为什么没来？”“生病了。”“住在哪个医院？”“住在阜外医院，因为调查部的公费医疗在阜外。”华国锋随即坐在台阶上，从笔记本撕了一张纸，给北京医院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熊向晖。由此，罗青长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对干部的关心令人感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 由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泽东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
华国锋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感到主席气魄大，胸怀广阔，毛泽东就是要放民愤大的。因为放这样的人对社会震动大。
华国锋先召开公安部核心组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然后火速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施义之、姚伦，统战部童小鹏、调查部兼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罗青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新华社和外交部的领导，研究落实方案。
首先是落实一个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华国锋说：大家要深刻领会，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特别问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施义之说：“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华国锋又亲自翻材料，释放的6次战犯和这次战犯的名单与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名对上，一个也不少。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童小鹏等都说没有问题，华国锋才放心。为了万无一失，华国锋说：会后，公安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的战犯及处理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查明后，华国锋如实一一报毛泽东。在清理在押犯时, 发现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将军长赵自立等25人本属不该关押的起义投诚人员，经报中央批准，先将他们释放，落实政策。然后华国锋说下一个议题，研究召开全国“四长”会议的事。“四长”是指各省的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局局长。特赦、安置战犯涉及到这四个部门。这次规定特赦人员由统战部管理，与公安部门彻底脱钩。这与前6批特赦人员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须使这些同志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将这个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决定每人每月发100元，和以前特赦的头面人物一样，这样比北京地区17级国家干部还多2元。17级干部就是正科级，因多年不提工资，不少处长、局长也只是17级。
每人发给新制服装，什么颜色，因为囚服是黑色的，大家说做蓝色的。什么样式，有的说他们喜欢中山装，有的说军便服，华国锋说：“就用军便服吧！”大家也同意。决定每个人要量体裁衣，要做得合适。从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审阅名单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名单人数由323人减为318人，又死亡5人。每次开会，华国锋都叮嘱施义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他是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通知抚顺、北京、西安、济南4个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战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谁也不能打包票，因为他们多年患有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天遂人意，从2月27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死亡。
3月5日，四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内容是两个，第一，释放25名起义投诚人员；第二，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到会300人，除各省的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外，还有中央有关的各委，总政、总参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华国锋亲自主持。
大家都住在前门饭店，前门饭店顿时热闹起来。首先，华国锋做报告宣传了毛泽东指示和特赦战犯的部署。阶级斗争紧张了9年，终于看到缓和的这一天，与会者个个拥护，发言踊跃，保证做好工作。思想高度统一。华国锋规定，每天情况简报要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同志。会议10日结束时，由施义之作总结发言，明确特赦工作的意义和落实会议的具体做法。会议结束的当天公安部预审局电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二、293名特赦战犯住进前门饭店, 10人要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烫手山芋，世界瞩目，毛泽东很满意
1975年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释放政治犯。“政治犯”就是国民党从1927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国民党要表示诚意，要释放政治犯。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个绣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个政策早在1956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次会议上就宣布过。那时海峡两岸硝烟未散，就是回去了，蒋介石也不会放过。所以没有人提出回台湾的要求。现在则不同，第一，中美关系改善，尼克松访华，中日恢复邦交，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驱蒋案。世界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达99个。台湾的外交连连受挫，空间越来越小。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政策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第二，美国这个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的关系都可以改善，和台湾关系改善更不在话下。战犯们思念亲人，也想回台湾。第三，台湾岛内的情况也今非昔比，发生很大的变化。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享年89岁。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光复大陆的口号黯然失色。这正是打开两岸关系的契机。
孙子兵法曰：“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永远掌握主动。虽然他身患重病，还可以出此奇招，令对方猝不及防，真伟人也。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国内外反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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